二○○八年六月九日成都

杭州飞成都的班机居然差不多满员，一问原来是两个航班并到一起了。候机的旅客看不出跟平时有什么两样：拎着公文包的白领、抱孩子的妇女、相互搀扶的老夫妇……登机时排在我前面的小伙子背着鼓鼓的行囊，像是去做志愿者的。

成都看上去还是旧日的繁华景象。听说前些日子成都人让地震吓得都不敢回家睡，许多人蹿到外地去了。现在，人们又迫不及待地过上了安逸日子。我住的旅馆走几步就到总府路，迎面就是西武百货的LV橱窗，再一拐是春熙路——“红尘中第一等风流闲适之地”（别说又是《红楼梦》里的词儿，有人说成都满街都是第一等的文学青年）。一家酒店门口拉出了“衣香丽影洽谈会”的横幅，一伙年轻男女穿着印有会标的T恤衫在那儿大摆pose。

晚上三皮请喝酒，去了传说中的“白夜酒吧”，远远瞥见那位诗名大盛的老板娘。地震以后三皮经常开车往灾区跑，还帮我和报社的同事们去捐赠过婴儿用品，他说成都像他这样“兼差”的志愿者很多。室内闷热，大家都搬到外面坐。星空寥远，高树婆娑，地震似乎已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六月十日成都—绵阳

本来打算在成都多呆一天，听说绵阳有情况，决定还是早点过去。上海志愿者金琳发来短信说今天从南充过来，我们约了在绵阳见面。三皮要开车送我，我客气一番就接受了。

从成都到绵阳，走高速公路原本只需一个多小时，可我们刚上高速就被堵了。三皮以为换个入口就行了，后来才知道通往绵阳的匝道统统关闭。三皮说不让上高速就走老川陕吧，可是绕来绕去，最后发现所有往绵阳的道路全都封了，只好又回到高速入口。十几辆运载救援物资的大卡车都拦在那儿。路口横着一辆警车，上面贴着告示，说是因堰塞湖溃坝在即，绵阳方向人员车辆只许外撤不准进。我掏出记者证上去跟警察磨嘴皮子。“危险，你懂不懂？”他揭下大盖帽，抹着一头汗水，“就算我这里放你走，下面还有十几道关卡……”车上的人都悻悻地站在高速公路口子上，回头不甘心，硬冲又不敢。一辆“渝”字头车里的小伙子和我聊上了，他们在北川抢修输电线路，今天回重庆取了配件过来，他说今天无论如何要赶过去。

到了下午两点半时，横在路口的警车突然侧过车身，警察挥手让大家赶快过。哗，前头几辆车子撒丫子开奔，我们赶紧跟上。冲到德阳时，已到绵阳的金琳发来短信，“快撤！听说要溃坝了！”这当儿迎面驶过好几辆满载牲畜的卡车，不知是不是从里面撤出来的。我对三皮说，报社给我们都买了保险了。说完就觉得不对。三皮可没人给他买保险呀，他要是有个意外不就更惨了？我真的犹豫了。三皮倒镇定自如，“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那样，我们还能冲进去救出几个。”幸好，过了一会儿又来短信了，“虚惊一场……”

网上说绵阳早成了一座空城，人都撤离了。进了市区，才知道情况没那么吓人。还有不少商店开着，一些女孩子穿着吊带裙夹趾凉拖在街上闲逛，兜不着生意的三轮车夫慢悠悠地踩着车子。如果不是九洲大道两边那些五颜六色的防震棚，也看不出这儿和别的城市有什么两样。进了绵州酒店，倒是陡然觉出一种战时气氛，大堂里矗着标有紧急撤离路线的告示，进进出出的都是身穿迷彩服的军官，还有搬运器械的特警专家。

王世明，济南军区猛虎师工兵团工程师，上海交大03级研究生毕业。

刚进房间报社就来电话，说是要做大地震一月祭专版，让我做个十人拦访，要提的问题是：“地震那会儿你正在做什么？现在你是怎么想的？”说是给我留一个版。于是赶快打车去九洲大道，采访了几个绵阳市民，男女搭配老少齐全。老规矩，我得引导受访者拿出积极乐观的态度，紧扣“灾区群众情绪稳定”的主旋律。其实绵阳市内算不算灾区也不好说，反正这儿的市民没人打理。帐篷是自己搭的，照明靠路灯，喝水靠对面建筑工地上的水管。乱七八糟的帐篷外面还停着一辆辆私家车。

终于找到金琳了，她在艺园路上一处停产的厂房里，那地儿挺偏，连交警都搞不清楚。厂里的几间办公室临时做了这些志愿者的宿舍，她们只搭了几张铺，轮流休息。金琳出来二十多天了，一直辗转四川各地。坐在吱吱嘎嘎的床上听她聊各处灾区的情况。我看到墙角里有两把吉他，金琳说那是大学生志愿者带来的，孩子们会喜欢听的。她说这里的志愿者基本上以基督徒为主，也有不是基督徒的，但她们这回不传福音，只做实事。

回到酒店，发现这儿入住的记者也不少。一聊起来才知道，有些记者在成都专门去四川省委宣传部办了带照片的特别记者证，听说我没有去办那个证，便有同行警告我：接下来，你的麻烦大了。我想，反正船到桥头自会直。《天府早报》的三个男孩来绵阳快一个月了，他们是继中央媒体之后第一拨坐直升机进入唐家山的。我问他们怎么混进去的，他们神秘兮兮地不肯说。我想，要是拼了老命钻进去发不了稿子太不值，我已收到短信：“动态的不要。”现在新闻稿全采用中央媒体的。《天府早报》的小哥们为我惋惜，“要早来一天，李宁、刘璇、金晶都在这里慰问呢。你这会儿来有啥可写呢？”

六月十一日绵阳

九洲体育馆，进门处有岗哨。门卫翻来覆去看了我的记者证，叫我去里面指挥部签到。找到指挥部宣传处，那位穿着迷彩服的负责人问道，“你去省委宣传部办过手续吗？”“我刚从成都过来，难道再叫我回去办手续？”他皱皱眉头，拿出一份红头文件，“最新文件，没有这个我们不接待采访。”我只能跟他磨嘴皮子，总算磨出个网开一面，“那你转一圈赶快走吧，先在这登记一下。”

北川的灾民在体育馆里住了整整一个月了。现在整个馆内还剩三千来人，四下全是五颜六色的铺盖卷和杂物。灾民被有序地编入几个区域，每个区域都由绵阳市的某个部门对口管理，如我去的第七区归检察院管，墙上张贴着负责人的姓名和手机号。茶水食物、消毒管理、医药护理、孕妇特护一应俱全，还有阅览室、洗澡间、开水房……。我浏览了一下告示上的“安置点纪律”：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不准留宿他人，不准接受不明团体物品，出外要请示汇报，回来要销假。不听谣传谣，有意见通过正常渠道表达……洗澡时间是下午一点半至三点半、晚上六点半至九点。

我问一位叫黎雪梅的姑娘“还缺什么”，她想了半天说“不缺什么”。她的侄女儿朱玲是曲山小学的六年级学生，地震那天正在三楼，自己逃了出来，擦破点皮现在全好了。她说这些时语气平淡，说到家人的遇难时同样神情淡定。但她说想离开绵阳，想到外地打工去。

绵阳九洲体育馆灾民临时安置点

午饭前，各户人家按着名册去领饭票。打饭的队伍排得很长，但大家都很有耐心地排着，都拿着统一配给的大号铝饭盆，饭菜混在一起端回来，有海带炒肉片、豇豆辣椒豆腐干。孩子们胃口不错，朱玲把一大碗饭全吃光了，一边吃一边跟人玩。问她缺什么。她想了想，“缺卷笔刀，给我们发了好多铅笔，就是没有铅笔刀。”

小姑娘王怡是朱玲的堂妹，才上学前班，很喜欢唱歌跳舞画画。她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一张又一张，不知画的是什么动物。我原先把带去的一把口琴送给了朱玲，可她想要，一本正经地吹起来。朱玲不高兴了。我安慰她：我再寄一把给你好了。她就说你寄到这里吧，就写九洲体育馆第七区朱玲收好了。她还一再叮嘱我，给她们两姐妹拍的照片要寄来。她外婆在一旁说，“我们可能还要在这里住一个月。”我要离开时，黎雪梅低声说，“也不晓得你以后还会不会记得我。”

刚才吃饭时，有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总是盯着我看，我回他一个笑脸，他便扭过身去。我恍然大悟，想必他就是这一片的负责人。他吃完了过来说“你把证件给我看一下”，拿着我的记者证就走开了，过一会儿带着一个眼镜男人来了。那眼镜男的脸拉得更长，说声“跟我走”，就把我带走了。旁边两个小女孩面面相觑。他把我带到宣传处，原先那人看见我说，“怎么你还不走啊？”眼镜男脸色这才和缓一些，“她来过呀，你也不给写个条子。”

六月十二日绵阳—安县—广元

昨晚绵阳全城恢复正常，全城的人似乎都上街吃饭了，什么“孔亮火锅”、“麻辣红唇”、“川娃子火锅”……全部满座。超市也开了。我去买了卷笔刀。早上我把卷笔刀托交绵阳电视台的人带给朱玲。

绵阳市委外宣办，值班的女干部一见我就问，“你来这儿干什么？”我心想这不多问吗？这时她的手机响了，她在电话里对那边说：最近有些灾区学校复课了，上边的意思是要把复课的情况好好宣传一下……。等她放下电话，我就笑着说这不是来报道灾区学校复课嘛。她爽快地给我开了证明，叮嘱我一定与记者证配合使用。

防震棚里的人们，生活还要继续。

上午去了安县。县城在花垓镇，拉开车门就是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儿。农贸市场照常营业，猪肉蔬菜水果路边摆了两溜。街上没有几个行人，只见一队全身黑色制服的“辽宁特警”。我找到了安县中学，操场上全是部队的帐篷，分别标着“骨折处理”、“病房”等字样。我朝一顶帐篷里探了探，见几个穿野战服的军医在商量什么事儿。另一个帐篷里，一个茶树坪的灾民抱着娃娃来看病。她说茶树坪的人都在黄土和小坝那边的安置点。旁边一个男军医在诊治一个犯癫痫的病人。这儿的保安一见我便十分警惕地围上来盘问。

离花垓最近的安置点是“京安小区”，去那儿途中倒塌的房子随处可见。路边看见了小区的牌子，门口也有保安，仔细审查了我的证件。我怕又要带我去见领导，幸好领导在开会。旁边一位茶树坪中学的老师带我进去了。这小区安置了近千人，全是本县茶树坪的，前几天刚刚搬入。我在一间安置地震孤儿的“爱心家园”呆了两个钟头。下午回到绵阳，马上坐长途中巴赶往广元。

六月十三日广元—青川

没有四川省委宣传部核准的“特别记者证”果然麻烦。早上，先去广元市委宣传部办手续，在我连哄带求之下，他们特地打电话请示了省委宣传部，总算给我办了证明，外加一份姓名单位编号详尽的介绍信。又叮嘱我：木鱼镇不能去，随便什么证件都不行。然后，我到广元汽车南站坐大巴去青川。

车上坐在我旁边的是广元某中学老师，我们说着话，前面一个人回过头和我们搭起话来。说现在救灾物质浪费太大，有权势的分到好处太多……

车过剑门关。“细雨骑驴过剑门”。

我另一边是一对年轻夫妻，抱着一个奶娃娃，才两个半月。他们神态安适，不时打着瞌睡。我也学他们的样子闭眼休息，后来觉出车子颠得厉害不敢再睡了。过了竹园镇，再过马鹿乡，公路就不对了，处处可见刚刚清除掉的塌方痕迹。倒塌的房屋随处可见。一些没倒的危房前挂着“感谢全国人民支援，青川人民不忘恩情”的横幅标语。越是接近青川路越险，路面被泥石流堵得很窄。过凉水镇时，山路上远远传来警笛和车喇叭的尖叫，我有些担心，以为前方不准通行了。司机从容地把车往边上靠，左边是峭壁，右边就是悬崖。我不敢往下看，旁边的小夫妻轮着给娃娃摇扇子。开道的警车嗖地擦过去了，紧接着几辆遮着车窗的黑色轿车从我们内侧飞驰而过。“是成都军区的车。”司机看了看说。

青川县城，没有可住人的房子了，所有的机关都在帐篷和活动板房里办公。但秩序井然，必要的工作设施一应俱全，我住的板房内有电脑，有国际电话，网速也很快。一个叫小雍的工作人员负责记者中心的事务，小伙子手脚挺麻利，你喊一声“小雍”，他就应声而来。我说想去灾区安置点看看，他马上找来了司机。因为青川是浙江对口援建的，听说浙江来了记者，县人大办公室主任罗超盛也跟着上了车。

吉普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着，我好像没看见路在哪里。罗主任路上兴奋地对我说，要不是这回大地震，我们这小地方哪能见到这么多领导和记者，“我和贾庆林还握了手哩！当时我还不敢上前，他走过来一下子把手伸到我面前了……你看级别这么高的领导人……”说着一边不住地用左手摩挲右手。二十多分钟后到了乔庄附近的一处安置点，上坝乡的灾民都安置在这里。

四周在大规模建设板房区。罗主任带我进入板房里一户人家，看得出这户人家已经安顿下来了，床上老爷爷在逗小女孩玩耍，年轻的主妇在地上忙着。床和衣柜都家里原先的东西，碎花布的旧窗帘让人眼前一亮，这个家看上去还真有点家的感觉。青川县张副县长正在另一处活动板房里开会，我进去跟他握手，他说手有伤，不握了。他说着说着突然想起，“这里有个志愿者非常不错，你们应该好好宣传一下。”

这是个独闯江湖的志愿者，五十二岁了，他叫李军，以前在陕西搞水电工程。五月十二日，他马上就给陕西有关部门打电话，但人家说现在只要捐款不要人，后来就来了青川。“人一辈子总得做得什么才不至于白活了，是不？”他向我介绍说，这边预计要建三千套活动板房，参建单位来自浙江、广东、河北三个省，还有济南部队猛虎师。由于几方面从未一起合作过，甚至互相还听不懂对方的话，协调起来困难不小。李军当过兵，退伍后走南闯北，有施工经验也有管理能力，军地两边都能打交道，有意思的是他还懂绍兴话。于是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几方面的“总调度”，大家都亲热地称他“李哥”。在下午的协调会上，说起李军，绍兴方面的屠主任和猛虎师工程师王世明都赞不绝口，说这样的志愿者才真是出色，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别人都有工资，他还把自己贴进去了。

陕西来的志愿者李军

我问他，“怎么人家说你把自己贴进去了？”他说自己早就不在原来的单位干了，“早被边缘化了。反正现在我也不欠单位什么的，他们也不给我开工资。”我说，“你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说，“比我做得好的人太多啦。你应该多报道人家。你看看猛虎师那些小战士……”

记者伙食团

晚上下起瓢泼大雨，我已回到县直机关的板房里。闲着没事，跟县外宣办主任桂丽华聊天。她叹气说自己除了手上的拎包和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了。“文记者，我买了七处房子啊，都完了，不晓得国家给不给补贴？不晓得还要不要再付按揭。”她说，其实青川灾情不比北川轻，有的专家来看过，说这儿才是震中。“唉，闹半天到现在连震中在哪儿都没搞清楚。”

我那间板房里住了包括我在内的三男三女。四川电视台那几个人还在讲故事讲笑话，上QQ。我拉下眼罩，迷迷糊糊睡去。半夜里，一阵余震把我吓醒了，好在就那一阵。别人都睡得很熟。

六月十四日青川

早上起来还在下雨，不敢外出，路不好，雨天更糟。我只能呆呆地坐在《今日青川》编辑部里。这是个临时组建的编辑部，人员都是从县里各部门抽调来的。来自宣传部的老曹跟我说着话，手里在填写入住活动板房的灾民登记表。“唉，要住上个三年五年的，上头让我们做好八年抗战的准备。”老曹试探着问，“浙江到底是援助广元还是青川？”我想了想说大概是广元。桂丽华在一旁说，“现在上边要求一个富裕省对口帮一个重灾县，应该是援助青川嘛。”他们流露出对广元市的一些做法很不满。过了一会儿，老曹叫来两位姓李的资深干部。他们写了一封信，对青川新县城的选址表示异议。青川的干部认为选在远离断裂带的厚坝比较理想，但这样从行政区划上看有可能被绵阳拿走，所以广元市的意思是要安排在竹园镇。我给浙报驻广元带队的记者发个短信，问这样的情况可否发内参，始终没有回音。我把这封信发给了《南方周末》的向阳。我想我成线人了。

下午雨停了，我找了一辆志愿者的车去关庄镇。一到那儿，看见背着竹篓的灾民们在排队领救济物品，每户一桶金龙鱼食用油。我先去指挥部转了转，然后踏过铁索桥去对岸的安置点。一户帐篷前，我见一堆人在那儿聊天，便在那儿呆了一会儿。户主叫杨大全，家里原来有六分地，种些豇豆包心菜蕃茄什么的，一年能有上万元收入，现在他家的地被安置点征用了（划入板房区），一家人什么什么事儿也没得做了。政府征地的时候丈量过面积，也将地面上的作物登记入册，将来应该会有补贴。他说，“什么时候能补到手就不晓得了，我做新村建设的工钱，政府还欠我几千块呢。”旁边一个叫萧恩贵的灾民说，“电视里说自建住房的国家给两千元补助。可是到了这里开会登记，干部说是一千元。”我想起昨天在上坝乡的安置区时，县人大罗主任明明说是自建房每户给两千嘛。

关庄往红光的途中，地震完全改变了地貌。

晚上，《广元日报》来了个女记者，三十多岁，面庞黑黑的。大家一见就叫她“摆龙门阵”。原来她是最早冲到青川的记者，头天地震时，她立马开车往青川赶，开到竹园镇路就不行了，硬是靠两条腿走到青川。我一听倒抽一口冷气，这一路的艰险我是亲眼所见，可真是个巾帼豪杰！那性格泼泼辣辣的，见我坐在上铺，打趣说，“哦，还有一个女的呀。我那儿还要猛，九个男的，我一个女的。”四川卫视一个男记者调侃了一句什么话我没听懂，满屋人都笑得四仰八叉，她也满不在乎地笑。

在青川这种灾区，记者中心的板房都是男女混居，县委机关也是这么住，桂丽华就睡在老曹的上铺。下过雨，天一下就凉下来，桂丽华在平日那身红衬衣外面套了一件蓝色雨衣。我说，你倒还从废墟里挖出这个，挺管用的。她苦笑说，是你们浙江来的一个人送给我的。她悄悄把一份打印材料递给我说：“文记者，帮帮忙吧，都不容易啊。”我一看是一篇稿子，题目是《危难之中彰显无畏大勇——记青川县外宣办主任桂丽华抗灾救灾先进事迹》。看来这种事儿在他们这儿也不避讳。其实她组织观念还挺强的，私下里也从不多发牢骚，她从整日不离身的提包里找出两张照片给我看，一张是女儿的，一张是她和老公去年在深圳旅游时拍的。照片上还带着废墟里扒出的泥渍，她抹了又抹，“这么脏的照片，让你见笑了。好多照片都没了。”这时候她情绪特别低落，我劝她“人都没事就好”，她又苦笑一声说，“你们都是这两句话来劝我。不在事中不晓得啊，我现在就得忙着，一空下来心里就难受，空落落的……”

六月十五日青川—广元

早上八点，四川卫视要采访县委李浩生书记，我也一起去了。

县委会议室就是一座大帐篷，里边挂着地震断裂带示意图，还有标示捐赠物质进库、分发和库存量一类图表。两个小姑娘忙着往这儿送开水、整理文件夹什么的。李书记一进来，四川卫视的女记者赶紧说，“这衣服不行，还得穿昨天那件，表示你忙得顾不上换衣服……理解一下啊，赶紧去换。”李书记很顺从地出去了，几分钟后换了一身衣服进来。摄像、灯光准备就绪，电视台女记者便吩咐李书记给各乡打电话，询问昨天下大雨后道路和抢通情况。李书记从手机里翻出号码打了一个。女记者说还得打。李书记犹豫了一下，可能想不起什么号码了，在旁的秘书递上一本通讯录。他翻开通讯录又打了一个。

青川县委书记李浩生

李书记对着电话嚷嚷说，“除了要抢通主道，也要抢通山路，这样群众才好转移，物质才能送到群众手中……”一连打了三个这样的电话。女记者还要叫他再打一个。书记的脸有些拉长了，但还是翻翻通讯录，又打了一个，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这时候女记者才喊OK。

四川卫视的活儿对付完了，我赶紧上去自我介绍。李书记本来马上要去参加青川赴外地务工人员出发仪式，听说我是浙江来的，转身坐回去说我们再聊几分钟。他滔滔不绝地把浙江表扬了一通，从党政机关到企业家，从志愿者到记者。其实他记性很好，谁谁谁怎么回事他顺口就来。我拿出《今日青川》问，那几个老干部的信你看过吗？他脸色马上变了，说这信他知道，那只是一部分人的意见，说完马上就走了。“我真的有事，要走了。”

我也要走了。本想坐大巴回广元，小雍很热心地帮我找了一辆电视台回成都的车，让他们捎我一程。在金子山收费站那儿，换了一辆直抵广元的天津救护车，

回到浙报在广元的大本营，马上洗澡洗衣服，这会儿觉得这简陋的招待所真是舒适无比。我想起在青川时听老曹说，他到下面的安置点去住过一晚，回来后感到这边的活动板房“真是天堂啊”。我要是住到灾民的帐篷里会是什么感觉呢？

晚上浙报在广元带队的于国强来坐了一会儿。本来按原计划他可以撤了，但现在情况有变。新华网曝称浙江援建的活动板房有质量问题，现已停工拆房云云。闹得浙江省政府紧张又恼火。前天晚上省政府凌晨三点开会研究这事儿，决定先派人调查，暂不回应，由广元市政府出面辟谣。于国强叹气说，看来这事情还得搞一阵。

六月十六日剑阁

剑阁县的新县城在下寺镇，从广元南站坐车过去仅四十分钟。在县委宣传部，我向他们说明自己的来意，一是看一下青川移民的安置点，再是看一下剑门关景点修复情况。他们连声说欢迎，但要派人陪我去。我再三说不必，可是不行，他们硬是派了个姓张的科长一同前往。

先去了剑门关。这里的山跟别处不一样，植被很好，山体巍峨耸立。关楼似乎没有多大损伤，但箭楼上搭着脚手架，在修补震落的檐瓦。关楼下边的台基坍了一大块，倒了几根石幢。古栈道看去似无大碍，翠云廊的“皇柏”依然郁郁葱葱。据县旅游局的罗副局长介绍，景区的修复要求在本月二十日前完工，但具体开放时间还没定，因为地质构造破坏的隐患还需请专家来评估。快下山时见前面还有一拨人，原来是人民日报的，县旅游局另一位局长在作陪。

到安置青川移民的公店乡，从剑门关过去足有三小时车程，这地方快靠近绵阳了。这个乡近两千户人家，有八个村、四十八组。它本身是剑阁县九个重灾乡之一，地震时也倒了房屋，好在人都在。乡里人年均收入两千元左右，低于县平均水平。这回他们接受了青川县马公乡的一百五十二户移民，共六百多人。马公乡灾民愿意来这里，说是因为这个乡名也带一个“公”字，好歹跟家乡也算有了点关联。灾前，马公乡有不少人在锰矿上干活，收入还比这边高一些。

“接收移民是政治任务啊，”公店乡负责移民工作的陈主任说，“以前天下第一难是计划生育，现在是安置移民，因为移民来了要给土地。我们给移民的政策是每人一亩地一亩山林……”我问他乡民们想得通吗。陈主任说，做了工作他们都很理解，乡民们自动捐了两万多块钱，还有吃的穿的。云光村六组的贾桂芳，六十八岁的老太太，身上只有七十元钱，一下子捐了六十八元。这里有个出了名的精明鬼，去年为了五角钱能把信用社主任告下台，这回倒捐了五百斤稻谷。陈主任很健谈，说起来一套套的，“我去接移民时跟他们说，公店人就是急公好义。从前孟母三迁是为了找个好邻居，现在你们到了公店就有好邻居了。接来移民那天是我们公店乡从来没有过的热闹，大伙拉起横幅敲锣打鼓欢迎他们。有个村各户人家还轮着做东，把所有的移民都请来家里吃饭，要让他们忘记伤痛。”

我去看移民时，要求陈主任回避一下，他把我领到移民正在开会的礼堂前，让我进去，自己就站在外面。马公乡的党委书记也来了，他带着本乡的公章，现场给大家办理各种证明。我在一旁听灾民们在聊地震那天的事儿。那个叫邓连旭的汉子真不简单，他在厦门打工，听说家里地震了就往回赶。车到雁门不能走了，只好步行，一路翻山越岭，整整走了十一个小时。他一到家就背上老娘往外逃，母亲八十岁了，身体有病，他脚下一快老娘就喘不上气。他说“我这一路简直是爬过来的”。整整走了十五个小时，把母亲背到江油，安顿在姐姐家，他又折回去接岳父岳母。我简直听呆了，不由说，“兄弟，真是太佩服你了，我得给你鞠躬啊。”他对我的夸奖有些不好意思，“你说啥嘛，背的是自己的娘又不是别个的娘，一家人能守在一起比啥子都强。”这时旁人告诉我，朝阳村的景海波也把老娘背出来了，整整背了四天呐。坐在我旁边的老爷爷叫周朝进，八十一岁了，也是儿子背出来的。儿子就在旁边，木讷地笑笑，不肯说什么。

背着老娘走了15小时山路的邓连旭和妻女

我问他们往后怎么打算。他们笑笑，“没啥子打算。”他们说，有人已经到地里插秧去了，以前不会，现在这边人一教，也会了。“看政府怎么安排吧。”模样憨憨的范上文说，“以前自己还有三间房，现在反正全没了，就听政府的吧。”我问邓连旭怎么考虑，他说，“还得出去打工，厦门是个好地方，我每年能挣两万来块。”

旁边有个声音嘎嘣溜脆，一看就是个女能人，她叫邓芳梅。她大女儿在宜宾读大学，儿子今年也要高考。原先她自己办个养猪场，今年生猪价格又好，对付孩子的学费还有办法，可地震一来全完了。“不知政府能不能给减免点学费？”她说家里还留着九头猪，两头母猪快要产仔了，想赶到这边来养。旁边人都劝她不能冒这个险，现在余震不断，为了几头猪把命丢了不划算。说到这儿，大家都一阵叹息，都想起自家被埋在地里的粮食和田里的庄稼。邓芳梅，这挺爽利的女人，说到猪都要哭出来了。陪我来的张科长说，“你这么能干，还怕什么，从头来过嘛。”她苦笑，“到了外面，还能折腾个啥嘛。”

我问他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没有，他们都摇摇头说没困难，救灾物质都到位了。说起话来，他们都挺豁达开朗的，不说话时，我注意到他们就一个个开始发愣。

回广元找了县总工会的一辆车。路过收费站时，收费员把司机的证件看了又看，司机骂骂咧咧，“我送记者，不算抗震救灾吗？”收费员把证件扔回来，“假冒的太多了。走吧！”

六月十七日广元—成都

收拾自己的行李，扫出一堆垃圾，看着前面住过的同事们扔下的杂物，心里有些怪怪的。我走后可能就没人再来了。想起那天离开青川时，我和老曹、桂丽华告别时也这么说过，“我可能是最后一批了。”他们的眼圈一下子红了。我心里也难过了半天。

于国强来喊一起吃饭去，说是广元市交通局副局长请客。局长挑了一家广元最好的餐馆，服务员迎面过来说包厢全满了，局长说怎么着也得给我们腾一个出来，“这是浙江来的，是来帮助广元的。”这话果然奏效，我们很快坐进了古色古香的包厢。这几天在广元可没少听到对浙江人的夸奖，连出租车司机都说“把我们改成浙江省广元市才好”。

局长也去过青川，也住过帐篷，他说那儿最大的麻烦是不能洗澡。说起有人专门开车回到广元，洗完澡又回去。天呐，来回八小时都不够，还不说路上塌方泥石流的危险，就为洗个澡？不过我们去过青川的人都知道那滋味难受。有几个男记者胆子大，找了个河坑洗了一通。他们问我怎么解决这问题，我说也只能体验一下灾民的生活了。

局长说，“幸好这次地震发生在偏远山区，如果发生的成都，你看好了……。”我说起马公乡、东河口的惨状，局长说，“政府其实有责任的，那样的地方早就应该搬迁。”这时他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马上把酒杯捅到于国强面前。“哎，端起来，端起来！”

遗憾的是交通局长对灾民安置情况不太熟悉。我想知道的是，剑阁县安置别处的灾民，国家对当地人有什么补偿？把生财的土地分给旁人，可不是一桩简单的事儿。公店乡热情善谈的陈主任在我面前就是不提这一茬。

晚上回到成都。去找成都教会“彩虹重建行动”的总调度王华生，听他谈这里的教会志愿者下一步援助计划。顺便把机票定下，来时机票六折，现在居然三折，“客人太少哈，”售票小姐苦着脸说。几天一过，街头已换了一茬海报：“爱成都爱生活——二○○八成都购物节”、“功夫熊猫”……，伊势丹的橱窗里，CHLOE、ECOO的新款鞋包刚摆出来。

（文中部分人名未采用真名实姓）

原刊《书城》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