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秦、汉及晋，巴蜀和西南夷地区出现被记载称为“大姓”的社会阶层。大姓是西南地区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以及外地移民与本地民族融合的产物。另一方面，巴蜀与西南夷两地的大姓，其内涵又有明显差异。研究这些异同及其形成的原因，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论文就巴蜀、西南夷地区大姓的异同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细致分析，提出巴蜀、西南夷两地大姓之所以形成不同的特点，与秦、汉王朝在这两地经营的方式，以及这两个地区与内地联系密切的程度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等有关。

关键词：

巴蜀西南夷大姓异同原因

一、巴蜀、西南夷地区的本地居民及其早期的开发

位今四川省东部，以广元、雅安、叙永和奉节为顶点的四川盆地，因是古代巴国和蜀国活动的主要区域，故又称巴蜀地区。在蜀族、巴族进入四川盆地以前，这一地区已有在本地旧石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石器文化。其文化与青铜时代的巴蜀文化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因此，新石器时代四川盆地的文化，被称为“早期巴蜀文化”。早期巴蜀文化的创造者，包含了众多的群体。但这一文化各地的文化内涵基本一致，表明创造者属同一部落群。不少研究者认为，这一部落群为属濮系集团的民族。

约在商代，蜀族自岷江上游山区迁入成都平原。蜀族的祖先蚕丛氏，是氐族中的一支。约在西周至春秋中期，蚕丛氏的后人杜宇在郫邑（今四川郫县）建立蜀国，统治范围大致在四川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居住在蜀国境内的民族，主要有蜀濮系集团的僰、賨、僚。蜀族与这些民族的关系十分密切。杜宇曾娶朱提（今云南昭通市）僰女梁利为妃。

巴族发源于湖北钟落山，曾在江汉地区建立巴国。春秋末年，巴族为避楚国压迫，沿清江迁入川东重建巴国。巴国先后以江州、垫江、平都、阆中、枳统治中心。巴族属濮，史籍中常巴、濮连称。巴国统治下的民族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这些民族也都属于濮系集团。巴族与被统治民族的关系十分密切，后者或成为巴族的一个支系，如賨。直至晋代，賨人仍以巴人自居。巴族势力后向西发展，巴族开明氏进入蜀国，因治水有成，遂代蜀王杜宇为帝。以后，受开明氏统治的蜀国与巴国结为联盟，与邻国楚、秦相对抗。

蜀、巴建国后，对四川盆地进行开发。春秋战国时期，四川盆地的经济已相当发达。据《华阳国志·蜀志》：秦惠王时，秦议伐蜀，司马错等言：“（蜀）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巴族擅营盐、鱼，巴国的农业、畜牧业、矿冶业亦甚繁荣。《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

周慎王五年（前），秦国出兵灭了蜀国和巴国。据《华阳国志·蜀志》：因蜀族势力尚盛，秦国在蜀地置蜀相、蜀国守，同时，封蜀王后裔为蜀侯，实行郡县与土长结合而治。周赧王三十年（前），蜀侯绾因“谋反”被杀，秦不复置蜀侯，在蜀地实行郡县制的统治。在巴国旧地，秦国设置了巴郡。秦对巴族虽有“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的优待，但巴族须缴纳赋和幏布、鸡羽，岁有定例。賨人（板楯蛮）应募杀白虎有功，秦特许其一顷以内之田免租，户十人以内免口税，伤人者减刑，杀人者可以钱赎死。亦证明杀白虎以前，賨人须纳赋税，违禁必绳之以法。因此，秦国统治下的巴族和賨族，实际上是郡县管辖下的编民。

秦国在巴、蜀地区实行与秦地无异的郡县制，还反映在秦对巴蜀地区的建设与管理，均以秦制为圭皋。据《华阳国志·蜀志》：秦大夫张仪与秦蜀国守张若，建成都、郫、临邛三城，又于城内造仓库、店肆，置管理盐、铁交易的官吏，皆“与咸阳同制”。秦还在巴蜀地区实行秦国准许土地买卖的制度。

秦国在统治巴蜀地区的90余年间，大兴水利，积极发展农业生产。蜀守李冰“开成都两江，造兴溉田万顷以上，始皇得其利，以并天下”。李冰在今灌县兴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在秦国的经营下，巴蜀地区的社会生产有很大的发展，“蜀人称郫、繁曰膏腴，棉、洛为浸沃也。（李冰）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

巴蜀地区达外地的交通线，开辟很早。来敏《本蜀论》说：“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循路灭蜀，因曰石牛道。”石牛道自今陕西勉县西南行，经七盘岭达今四川广元县。石牛道在战国前已通行，秦惠王为伐蜀而侦知此道。由巴蜀达内地，还可走褒斜道。褒斜道由汉中沿褒谷入斜谷，北达陕西眉县。常璩说：“《蜀记》言：‘三皇乘衹车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纣，蜀亦从行”。言褒斜道在三皇时已通行，不大可信。但褒斜道在秦定蜀前已经开通，当无疑问。司马迁说：“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可知自春秋早期秦扩地至岐（今陕西扶风、岐山一带），蜀国与秦国就有了一定的贸易往来。秦定巴蜀后，巴蜀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

先秦时期，西南夷地区（指今云南、贵州和川西地区）在居民的族属、开发程度和与内地的关系等方面，均具有与巴蜀地区不同的特点。

考古材料证明，在新石器时代，在云南的今大理州以东、以南和滇中、滇东北一带及今贵州地区，存在着从当地旧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新石器文化。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具有相同的特点，属同一区文化区。先秦至汉代，这一地区出现了三个较大的部落夜郎、滇和邛都。夜郎主要在今贵州西部，滇以滇池区域为中心，邛都在今四川西昌地区。司马迁把夜郎、滇、邛都归为“椎结、耕田、有邑聚”的一类，与“编发、随畜迁徙”的巂、昆明和“或土著，或迁徙”的冉駹、白马等迥然有别。据笔者考证，夜郎、滇和邛都，均为属濮系集团的民族。

战国时期，西北地区的一些氐羌部落相继南下，居住在今雅砻江下游以北的川西地区。汉初司马迁出使川西时，了解到在今云南大理至保山一带，居住着称为“巂”、“昆明”的游牧部落。“巂”、“叟”古音相近，记载中的“叟”人，当即指“巂”族。约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巂”（叟）、昆明部落从滇西进入今楚雄、昆明、曲靖等滇东地区，并于这一区域的滇族及其近亲部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滇与巂、昆明的战争中，滇得到西汉的支持，成为胜利者。巂、昆明难敌居于坝区的滇族，遂避入山区。西汉初年，邛都地区的居民仍是以蜀濮系集团的邛都夷为主。因此司马迁言武帝开经过邛都地区的道路，“散币于邛僰以集之。”元光五年（前），司马相如招降西夷，于其地置一都尉、十余县。在邛都地区所置县，仍以邛都为县名。在此前后，在川西和滇西地区游牧的巂、昆明部落，也进入了邛都地区。元鼎六年（前），西汉在邛都地区置越巂郡，以“越”（指邛都夷）、“巂”合为郡名，反映了这一地区当时已是濮、巂杂居的情形。

巂、昆明迁入邛都地区后，与邛都夷进行激烈的斗争，并最终打败邛都夷《华阳国志·蜀志》说：会无县（今四川会里县以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据今西昌凉山彝族传说，彝族的先民迁入凉山地区时，当地有彝语称为“濮苏乌乌”的濮人，其人建有大石墓（“濮人冢”）。以后彝族先民夺据此地，濮人渐绝。《华阳国志·蜀志》说：三国时期，越巂郡出现了“称王、恣雎”的“叟大帅”高定元。由此可知，约在东汉后期，叟（巂）人取代邛都夷在邛都地区的霸主地位。

先秦时期，西南夷地区与内地的交往，较之巴蜀要少得多。楚将庄蹻率军至滇，是史籍中关于西南夷与内地直接联系的唯一记载。据《后汉书·西南夷传》：“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庄蹻（豪）降服夜郎和滇国后，欲返报，时逢秦国夺据楚国黔中郡，归路被阻断，遂还归，“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楚国遣军西行，与当时楚国与秦国对峙有关。面对秦国凌厉的攻势，楚顷襄王遣庄蹻率军西进并据有夜郎、滇国地区，以牵制秦国。这一战略意图虽因庄蹻失去与楚国的联系，被迫滞留滇国未能实现，但在云南历史上却有重要的意义。庄蹻及楚军带来的楚国文化，促进了滇族社会的发展。

亦应指出，在庄蹻入滇之前，滇族已创造了早期滇青铜文化。年发掘的云南江川李家山墓葬，是早期滇文化的代表。李家山一些墓葬的时间在战国初期，远在庄蹻入滇以前。出土器物的种类与数量均多，铜器纹饰繁缛。云南地区较李家山更早的遗存，还有时代属春秋中、晚期的楚雄万家坝和祥云大波那。在万家坝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铜鼓。大波那出土的铜棺，设计奇特，制作精细。这些情况表明，居住在今云南的滇等濮系民族，很早就有了发达的青铜文化。

但是，由于西南夷与内地间缺少经常性的交流，西南夷地区亦不存在巴国、蜀国和秦国长期大规模经营那样的条件，因此，西南夷的文化更多地带有本土文化的特点，而且即便是滇族文化，与巴蜀地区文化相比也有明显的差距，更不用说较滇文化落后的夜郎文化与邛都文化了。

先秦时期，西南夷地区的对外交通，也未得到足够的开发。应该说，西南夷与外界的联系，在公元前若干世纪即已存在。年，在时代属春秋晚期的江川李家山24号墓，出土一颗蚀花肉红石髓珠。经研究，这种石珠出产于印度河流域和西亚的伊朗、伊拉克等地。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的墓葬中，还出土大量充作货币的海贝。这些海贝主要产于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地区。一些属早期滇文化的器物，在形制、纹饰上也带有受内地文化影响的痕迹。

先秦时西南夷辗转联系的区域，虽远达祖国内地和西亚、太平洋与印度洋沿岸地区，但史籍中却失阙关于西南夷对外交通线的记载。这虽不能证明秦代以前西南夷达外地无路可通，但亦表明赴外的道路细微难行，乃至湮没无闻。或谓庄蹻入滇开辟了内地联系西南夷的通道。据《后汉书·西南夷传》：庄蹻入滇路线是从沅水（今湖南沅江）伐夜郎，军至且兰（在今贵州黄平县西南）转达滇池。考汉代以后云南联系祖国其他地区的交通线，主要是自今昆明达四川宜宾的五尺道和由滇中至四川西昌的灵关道。至于由今昆明经黄平达湖南的道路，在元代才首次开通并成为云南联系内地的要道。因此，庄蹻入滇，仅是斩荆通行，并未辟建道路。

二、秦、汉王朝的统治及其影响

公元前年，秦王嬴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继秦之后的汉朝，在所统治的余年间，使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在秦、汉统治期间，巴蜀地区与西南夷地区得到迅速的开发，两地居民经济文化的状况有了很大变化。另一方面，相比较而言，秦、汉在巴蜀、西南夷两地进行统治的出发点，以及统治的方法，乃至统治的成效，均有所不同。

１、

巴蜀地区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统一全国，分天下为36郡。36郡中的巴郡和蜀郡，位于四川盆地。西汉继立，在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川东地区设巴、蜀、广汉、犍为四个郡。在这四个郡中，除辖有今滇东北黔西北的犍为郡外，蜀郡、巴郡和广汉郡均为内郡，其统治方法与内地郡县基本一致。

武帝开西南夷道。征调数万民工历时数年，为安定当地居民又“散币于邛僰”。这次兴役浩大的费用，主要即来自巴蜀地区的租赋。这一情况表明，川东诸郡必须向中央政府缴纳大量赋税，这与汉朝在西南夷地区边郡实行“因其故俗治，毋赋税”的政策显然不同。东汉维持了西汉四郡，同时分出四郡与西南夷地区接壤的部分，增置广汉、犍为、蜀三个属国。东汉在川东四郡“蛮夷”较集中的属国施行羁縻统治，同时维持对川东其他地区原有的统治方法，清楚地表明了封建统治者视四川盆地等同于内地的看法。

秦、汉王朝在巴蜀地区实行与内地基本一致的统治方法，主要是因为这一地区经济发达，且有秦国多年治理的基础，具备了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条件。此外，四川盆地出产丰富，号称“天府”，统治者对从四川盆取得的大量租赋以充实国库，也寄托很高的期望。因此，秦汉王朝始终把巴蜀作为开发的重点地区，甚至汉朝开通由蜀地至西南夷地区的道路，主要也是为了“以广巴蜀”。秦汉统治者对经营巴蜀予以高度的重视，并采取与内地大致相同的治策，这对巴蜀地区的发展，和加强巴蜀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为加快开发的速度，秦汉王朝十分重视发展巴蜀地区达外的交通。秦定六国后，对褒斜道和石牛道进行整修，使巴蜀至内地的交通，实现了“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汉武帝时，征调数万民夫对褒斜道进行了修缮和局部改道。竣工之后，“果道便近”。平帝时，王莽开通由今陕西长安县子午镇过秦岭入川的子午道。延光四年（），安帝诏罢子午道，复“通褒斜路”。以后，褒斜道成为四川盆地联系内地重要的交通线。从川东乘船沿长江东下，还可至江陵，司马迁曾说：江陵可“西通巫、巴”。同时，秦汉王朝还拓修了由蜀地达西南夷地区的道路。

在秦、汉统治时期，有大量秦人、汉人迁入今四川地区。《华阳国志·蜀志》说：秦国定蜀后，因川西“戎伯尚强”，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六国既定，秦向巴蜀移民的对象，改为以六国豪侠和罪人为主。《华阳国志·蜀志》云：“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据《史记·货殖列传》：在临邛（今四川邛崃）冶铁致富的卓氏、程郑，各是来自赵国及山东的“迁虏”。秦朝的获罪大臣及族人，亦多被徙往今四川及附近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诛嫪毐，其舍人“夺爵迁蜀者四千余家，家房陵（今湖北房县，时属汉中郡）”。因迁蜀罪人的数量很大，项羽、范增曾言：“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秦律规定：“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可知迁蜀罪人，必终老于迁地。为以示惩罚和方便管理，秦强迁的罪人和六国豪侠，原则上必置于僻远狭瘠之地。常璩说：秦臣吕不韦获罪，秦始皇迁其舍人万家于房陵。迁房陵的缘故，是“以其隘地也”。“汉时宗族大臣有罪，亦多徙此县。”另据《史记·货殖列传》：秦代与卓氏同迁至蜀的赵国“诸迁虏”，以余财买通官吏“求近处”，方得该置距四川腹地稍近的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此外，秦也迁发一些内地百姓以充实巴蜀僻地。《华阳国志·蜀志》说：临邛县“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在今陕西北部）实之”。

汉代，内地人口移居巴蜀地区的数量也很大。移民中有一部分是罪人，大量的是一般百姓。汉初，高祖曾诏“民得卖子，就食蜀汉”。东汉末年，内地土地高度集中，大批流民进入四川。如：刘焉时，南阳、三辅流民数万家，“避地入蜀。”由于移民大量增多，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本地居民被挤走的情形，《华阳国志·蜀志》言：僰道县（今四川宜宾市）“本有僰人”，“汉民多，渐斥徙之。”自发入川的移民，居地并无限制，这部分移民多居于便利谋生的平坝和交通沿线地区。

秦、汉时大量内地人口入蜀，造成了规模空前的移民运动，移民带来内地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对巴蜀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记载来看，移民居住的区域是在四川盆地及其附近地区。秦、汉时这一区域居民趋于秦化与汉化，与内地移民的进入有密切的关系。六国豪侠和获罪大臣安置在盆地四周山地，对这些地区的开发，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由于秦、汉积极的经营，巴蜀地区的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文帝末年，蜀郡守文翁开浦阳河，保证繁县近顷良田的灌溉，泽及后世的内江灌区三大干渠，此时已基本建成。东汉时，当地官府又“凿石二十里，引取郫江水灌广都田”。《汉书·食货志》说：汉初，内地由于战争破坏经济疲惫，高祖诏“民得卖子，就食蜀汉”。武帝时，山东因河灾大饥，朝廷“下巴蜀粟以振之”。可知巴蜀已成为全国有名的产粮区。

汉代，巴蜀地区的制盐、矿冶和手工等行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据《汉书·地理志》，西汉时巫、蜀、临邛、犍为、南安、巴、朐忍等地设有盐官，蜀、临邛、犍为、南安、武阳置有铁官，蜀郡成都、广汉郡雒、巴蜀鱼复设有工官。东汉时，由于川东盐铁的生产有所扩大，又增设一些盐官和铁官。如：巴郡在西汉时无铁官。东汉永兴二年（），巴郡“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汉代，临邛已使用天然气煮盐，这项技术在世界上当时居于领先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经营矿盐的既有官府，也有一般移民。《史记·货殖列传》说：赵人卓氏在临邛“既铁山鼓铸，运筹策”，而成为巨富，“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山东“迁虏”程郑，亦因冶铸而发迹，“富埒卓氏。”这种情形，并非是个别。

巴蜀地区制作的蜀布金银器和漆器，远近闻名。《华阳国志·蜀志》言：江原县“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盛”。“黄润细布”（蜀布）以苧麻织成，轻软如纱，整匹可卷藏于竹筒中，为时人所珍重。蜀郡守文翁遣蜀人入京从博士受业，即赠博士蜀布、蜀刀为谢。据记载，蜀郡、广汉郡“主作供进之器”，而且制作的数量很大。元帝时，贡禹上书云：“蜀、广汉主金银器，各用五百万”。蜀郡、广汉郡出产的漆器，也深得内地人的喜爱。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汉代漆器件，其中一些标有“成市”、“成市草（造）”等字样，证明产自成都。巴蜀地区生产的手工品还大量运销内地。时人说：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

汉代巴蜀与内地之间的贸易，达到了很大的规模。西汉成、哀年间，成都人罗裒有钱数十万，为贾于蜀地与京城之间，“数年间致千余万。”除民间贸易以外，四川地方官府还以赋税所得购买蜀地名产，运销京师，“收采其利”，时称“均输法”。

以上情况表明，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在生产的门类、规模和制造水平方面，已接近或赶上内地。巴蜀地区与内地之间，还建立了十分密切的经济联系。

在巴蜀地区，统治者积极提倡和组织当地百姓学习内地封建文化。文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立郡学，选吏民子弟入学。数年之后，人争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文翁又遣蜀士赴京从博士习七经，学成后“还以教授”。在其倡导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郡学亦“学徒麟萃”。以后，巴郡、汉中郡也建立了郡学。文翁倡学之举，亦为后继官吏所仿效。《华阳国志·蜀志》说：永初后，文翁置立郡学的精舍、讲堂毁于火，太守高眣不仅予以修复，还增设州学。

汉代，内地文化在巴蜀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华阳国志·蜀志》说：蜀郡开辟及汉，“《雅》、《颂》之声，充塞天衢，《中和》之咏，侔乎二《南》。”此言并非夸大。距文翁倡学仅二三十年，蜀地便出现了一批对汉文化有深厚造诣的蜀士，其中一些人还成为全国有名的学者、文学家或科学家。如：成都人张叔文，“明天文、灾异”，武帝时应征为博士。司马相如，亦为成都人，他撰的《子虚赋》，武帝见而善之。又作《上林赋》、《大人赋》，官至中郎将，司马相如被尊为汉代“辞宗”。张叔文和司马相如都曾赴长安学习七经。知名的蜀士还有：王褒，“以高才文藻侍宣帝，”亦擅赋；严遵，“专精大《易》，耽于《老》、《庄》；”扬雄，赋与司马相如齐名，又作《法言》、《太玄》、《方言》，位至三公。《汉书·地理志》说：“（司马相如）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由于蜀地人才辈出，汉朝的征聘文书接踵而至。《华阳国志·蜀志》云：“玺书交驰于斜谷之南，玉帛戋戋乎梁、益之乡。”“汉征八士，蜀有四焉。”奉诏入朝的蜀士，不仅有张叔文、司马相如一类的文人，还有洛下闳这样的科学家。洛下闳是巴蜀阆中人。《益部耆旧传》说他“明晓天文，隐于落下，武帝征侍诏太史”。洛下闳入朝后，与另一天文学家唐都合作，制定出更为先进的太初历，代替秦代以来的颛顼历。因洛下闳功绩卓著，班固在列举两汉擢举的人才时说：“历数则唐都、洛下闳”，这些人“兴造工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巴蜀地区与内地文化方面的交流，具有起步早、多层次和持续、量大的特点。迄止汉代，巴蜀地区的文化，其内容、形式与内地已十分接近，在某些方面还居于全国领先的水平，巴蜀地区的文化，已逐渐成为全国汉文化的组成部分。

2、

西南夷地区

秦朝既立，对西南夷始有所经营。司马相如说：“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史记·西南夷列传》称：“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秦朝所开五尺道，由今四川宜宾达今云南曲靖。因此秦朝曾在今四川西昌、汉源、茂汶设郡县，在今滇东北置官守。又据《汉书·地理志》：秦朝“西南有牂牁、越巂、益州，皆宜属焉”。表明秦朝的势力，还到达今贵州和云南滇池地区，但详情已不可知。

西汉于立国之初，百废待举，又抵御匈奴，遂暂弃西南夷。《华阳国志·蜀志》说：“（汉高祖）虽王有巴蜀，南中（指今滇、黔、川南地区）不宾也。”即反映这一情形。武帝时，汉朝国力增强，并取得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乃注重经营南方。元光五年（前），武帝遣唐蒙招降夜郎侯，置犍为郡。又接受邛、笮君长的请求，在邛、笮、冉、駹地区（今以今西昌、汉源为中心的川西地带）置一都尉、十余县。元朔三年（前），因北筑朔方城用度浩大，西南夷又屡反，武帝诏罢西夷，仅保留犍为郡和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元狩元年（前），西汉复事西南夷，汉使首次至滇国。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元鼎五年，南越（以今广州为中心）造反。汉征发夜郎兵随征，夜郎且兰君遂反。南越既灭，汉军回诛且兰，平南夷设牂牁郡，冉、駹等震恐请求置吏，汉乃在今川西地区置越巂、沈黎、汶山三郡。元封二年汉军临滇，滇王降，汉于其地置益州郡。

东汉维持西汉六郡。永平十年（67），东汉又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巂唐。十二年，东汉于哀牢山地置哀牢、博南二县，与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

毋庸讳言，秦朝对西南夷注意不够。汉朝经营西南夷，则带有明显的功利倾向和随意性，与对巴蜀地区出自长远和战略上的考虑而予以重视形成了对比。武帝置犍为郡，是为了开通由蜀经夜郎袭南越的道路。元狩元年汉朝复事西南夷，主要目的仍是为了打通至大夏的通道。东汉置永昌郡，则是缘由哀牢夷的内属。在经营西南夷时，汉朝曾两度束手。郡县既置，在朝廷内部，也一直存在经营西南夷得不偿失的议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封建统治者没有充分认识到开拓边疆所具有的深远意义，这不应苛求于前人。但是，秦、汉王朝在经营西南夷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短视与犹豫，对西南夷地区的经济开发，显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由于西南夷地区的经济相对落后，西南夷与内地在社会结构、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汉朝在西南夷地区采取与巴蜀不同的统治方法。对西汉的犍为、牂牁、越巂、沈黎、汶山、益州六郡，以及东汉置立的永昌郡和广汉、犍为、蜀郡三个属国，统治者视为边郡。汉朝治理边郡，强调以“蛮夷”为统治对象，实行“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政策。

实现“以其故俗治”的主要途径，是在肯定边疆民族对中央政府隶属关系的前提下，承认边疆民族首领原有的地位，实行郡县与土长结合统治的制度。为实现“以其故俗治”，中央政府允许边疆官吏在执行法规时，可以酌依其俗有所变通，实际上扩大了边郡官吏的权力。

施行“以其故俗治”，确实起到了有效羁縻少数民族的效果。但是，这一治策的消极方面亦较明显。在少数民族力量强大的地区，造成少数民族首领势力的膨胀，官府或仰其鼻息；在郡县统治较为巩固的地区，则出现了封建官吏、军将与当地移民和民族首领结合，进而蜕变为霸据一方地方势力的情形。

“毋赋税”，是汉朝边郡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朝廷在边郡免征或少征赋税，是基于其地经济落后，以及“蛮夷”“叛服不常”、“急而生变”所决定的。边郡置立之初，朝廷一度做到了免征或少征赋税。据《史记·平准书》：西汉在南越、西南夷地区置17个初郡，郡县吏卒的给养、军马，均由旁郡供给。《后汉书·西南夷传》说：东汉立永昌郡，太守郑纯与哀牢夷相约，邑豪岁输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但是，随着郡县的巩固，封建统治者加重剥削。由于朝廷对边郡鞭长莫及，和边郡官吏多利用执法变通之权假公营私，地方官吏贪污舞弊的情况十分突出，成为边郡赋敛沉重的重要原因。元初五年（），越巂郡“蛮夷”因“郡县赋敛烦数”而反叛，众至十余万人。汉廷遣兵镇压，在诛“长吏奸猾侵犯蛮夷者”90人后，反抗才渐止息，可为其例。

有汉一代，西南夷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此伏彼起，见于记载的起义多达数十次。中原王朝的剥削压迫与边郡官吏的庸愚贪黩，是造成反抗的重要根源。由于反抗时常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起事常被少数民族首领和大姓操纵及利用，籍以扩张地盘和发展实力。

为巩固对边郡的统治，汉朝也比较重视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和治理。汉武帝事西南夷，在秦拓五尺道与邛、笮便道的基础上，开通了南夷道和零关道。南夷道由僰道县经南广至平夷（在今贵州毕节县）。零关道由成都达于邛都（今四川西昌市）。同时，唐蒙又把五尺道由今曲靖延至滇池地区。迄元代入湖广道开通之前，五尺道一直是南中联系内地主要的交通线。值得注意的是，这几条道路均以四川盆地为起点，由此反映了西南夷与巴蜀地区联系之密切。

汉代，有相当数量的移民迁入西南夷地区。《史记·平准书》说：汉通西南夷道，“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两汉屯田的重点在北方。遍稽前四史、《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少见汉朝募民屯田西南夷地区的记载。看来西汉募民在南夷地区（指今滇东、黔西一带）屯田，主要是为解决筑路军民的口粮。郡县既置，向西南夷地区的移民正式开始。《华阳国志·南中志》说：置益州郡以后，“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汉迁罪人、奸豪至西南夷地区，主要目的是为了充实边郡，迁人多居于边郡治地，这一点与巴蜀地区不同。如：秦徙吕不韦宗族于房陵，汉开西南夷，又从房陵迁吕不韦后人于不韦县(指今云南保山县东北)，不韦县名即源于此。东汉时益州郡大姓雍闿，其先人亦是武帝时由今四川什邡迁来。镇守西南夷地区的官吏和军将，一些人日久落籍，也成为移民。如先后任永昌、建宁二郡太守的霍弋，其后代演变为南中大姓。移民中的另一部分，是自流进入边疆地区的农民和商贾。

由记载观之，移民进入西南夷地区主要在汉代，且移民数量不多。但是，外地移民的进入对西南夷地区所产生的影响，仍不可低估。另外，移民主要来自巴蜀地区，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汉代，西南夷的农业有较大的发展。《后汉书·西南夷传》说：益州郡太守文齐“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地二千余顷”。农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是郡县治地。两汉时，滇池地区“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俗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永昌郡“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邛都一带“其土地平原，有稻田”。但是，东汉以前，西南夷尚不知牛耕。在僻地和山区，农业生产仍相当落后，《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僰道至朱提（今云南昭通市）之间的山区，“土地无稻田、蚕桑，多蛇蛭虎狼。”牂牁郡“寡畜产，虽有僮仆，方诸郡为贫”。

在诸经济部门中，发展显著的还有矿冶业。先秦时，西南夷地区主要产铜，重要产地在滇中。汉代，益州郡、永昌郡、越巂郡、犍为属国、广汉属国和蜀郡属国均建有矿冶工场，开采和冶炼铜、铁、银、金、锡、铅、白铜等金属。其中产量最大的是铜和银。据《汉书·食货志》：朱提出产的银，因成色好，被朝廷选调到内地以铸币。在西昌市出土西汉末年的窖藏中，发现了四块铜锭和“货泉”钱范五块，表明西昌地区出产的铜，也是汉代铸钱的重要原料。产自朱提地区被称为朱提堂狼洗的各式铜器，在内地多有发现。由此可知西南夷地区生产的银锭和铜器，均输入内地。西南夷地区矿藏的开采和冶炼，看来主要是官营，史籍中未见私人经营的记录。

西南夷本地及其与外地在经济上的联系，较之前地有较大的进步。从史载观之，这种联系有两点不同于巴蜀地区。其一，西南夷地区经济的发展，在门类、数量与技术上未能达到较高的水平，限制了西南夷内部及其对外贸易的规模。另一方面，西南夷地区输入内地的产品，以金属锭块和珠宝、土产为大宗。前者主要是调入内地充作铸币的原料，珠宝和土产大部分是作为少数民族的贡纳品献至朝廷。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南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有限。其二，由于西南夷达外的交通线入抵巴蜀地区，以及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原因，西南夷地区与中原地区间的经济交往，远不如与巴蜀地区的交往那样密切。据《史记·西南夷传》：在武帝开西南夷之前，巴蜀商人通过秦朝开拓的便道，向西南夷购取笮马、牦牛和奴隶转手贩卖，“以此巴蜀殷富。”西汉前期，因冶铁致富的临邛大姓卓氏和程郑，其产品也主要是销往西南夷地区。汉置边郡之后，西南夷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有所加强，但西南夷与巴蜀地区联系密切的情况，并无大的改变。据考古材料证明，西汉时，西南夷还不会冶铁，所使用的铁器均来自蜀地。东汉时期，始有滇池、不韦、台登、会无诸县产铁的记载，铁器在西南夷地区逐渐普及。三是从蜀地输入的铁器仍然不少。如今贵州地区使用的铁器，主要还是来自巴蜀地区。

汉代，内地封建文化也传入西南夷地区。两地文化方面直接交流的最早记载，见于东汉前半期。《后汉书·西南夷传》：元和间（84至86），王追为益州太守，“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以后，亦有郡人赴内地求学，学成返回故乡教授。恒帝时（至），牂牁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仪，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

汉代以前，西南夷的文化比较落后。较先进的滇族，使用的是一种表形、表意的图画文字。其余民族，大都还处于刻木记事的阶段。东汉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文化逐渐传播，内地习尚亦受到仿效。如：据出土东汉中期的“孟孝琚碑”记载，朱提人孟孝琚12岁“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三卷”；他未婚先聘，死于内地而由族人归葬祖茔。可知孟氏自幼研习汉文熟悉儒家书籍，在婚、丧方面亦遵汉俗。碑文由朱提人士撰写，尊孔子为“大圣”，文笔流畅典雅，亦表明作者推崇儒学，并对汉文有较高的造诣。《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说：汉、晋时，朱提郡“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牂牁郡“颇尚诗书”。东汉人王充这样形容汉文化在越巂地区的影响：“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

内地封建文化的传播，对西南夷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汉代受内地文化影响最显著的地区，主要在今滇东一带和益州郡、越巂郡、牂牁郡的治地。熟悉或粗知汉文的民族，也主要是这些地区的外地移民和与之相杂居的僰族。至于其他地区的居民，在文化上则更多地保留了原有的特点。即便是在滇东等地，其原有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程度，以及文化发展的水平，较之巴蜀仍相去甚远。此外，西南夷地区的外地移民和边郡官吏主要来自巴蜀地区，在传播内地文化的过程中，这一部分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西南夷地区的文化，具有同时受到中原地区和巴蜀地区影响的特点，可能后者的影响还更为明显。

三、巴蜀、西南夷两地大姓的形成及其特点

1、

巴蜀地区的大姓

在秦、汉统治的余年间，巴蜀地区发生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者，是出现了被称为大姓的社会阶层。《华阳国志·蜀志》对大姓有生动地描述：

“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赠襚兼加,昌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若卓王孙家僮千数，程郑亦八百人，而郗公从禽，巷无行人。萧鼓歌吹，击钟肆悬，富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食货，以为称道。”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大姓的基本形象是由冶矿、商贾、经营农副业而致富，经济实力雄厚而取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大姓的起居、交往皆讲究奢华排场，奉内地上流社会习尚为圭臬。

关于大姓的来源。常璩认为大姓主要由徙蜀的六国豪侠演变而来。记载中确不乏内地汉族移民跻身大姓之例。大姓或由迁入发展而来，如赵人卓氏、山东人程郑。亦有驻将、官吏居蜀日久，势力渐盛，进入大姓的行列。《华阳国志·巴志》说：东汉末年，邓芝“分赢弱配将韩、蒋，各为助郡军，遂世掌部曲，为大姓”。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大姓，是来自蜀、巴、賨、“獽”、“蜑”等当地民族。据常璩说，汉晋时以下地区居有大姓：江州、枳、临江、垫江、朐忍、涪陵、阆中、南充国、安汉、宕渠、南郑、梓橦、汉昌、涪、晋寿、成都、郫、繁、江原、临邛、广都、雒、绵竹、什邡、新都、郪、广汉、德阳、武阳、南安、僰道、资中、江阳、汉安、新乐等县。这些县绝大部分位于四川盆地。大姓居住最集中的地区，位盆地东部者，是江州、枳、朐忍、涪陵、阆中、宕渠六县；居盆地西部者，为成都、郫、繁、绵竹、新都、武阳、郪、南安、汉安九县。可以说，秦、汉两朝郡县的治地，以及原蜀国、巴国和秦国统治下的重要城镇，基本上都居有大姓。大姓分布的地区，大部分是先秦以来有名的富庶之地。前已揭明，秦、汉迁徙罪人、豪侠入川，必择僻地和狭瘠之地安置。汉晋时，这些地区也出现一些大姓。如临邛。至于富庶地区的大姓，当是由本地民族发展而来。

巴蜀地区的大姓，见于记载出自本地民族的不少，《华阳国志·巴志》说：江州县“其冠族有波、讼、毋、谢、然、盖、杨、白、上官、程、常，世有大官也。”据任乃强先生考证，上述11姓中多为中原所无之稀姓，其中颇多当地民族。朐忍县有大姓扶、先、徐氏。“扶”为当地賨族中的一姓。据记载，涪陵大姓徐巨造反，“渠帅”被诛。涪陵“多獽、蜑之民”。徐氏和受牵连被迁蜀的大姓蔺、谢、范诸家，当是涪陵的“獽”、“蜑”族人。《华阳国志·巴志》又言：宕渠有县民车骑将军冯绲、桂阳太守李温，二人亦为宕渠土著。宕渠为“故賨国”，冯绲、李温应是宕渠賨人。汉昌县有大姓勾氏。句（勾）为巴族之一姓。综观巴蜀地区的大姓，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

其一，大姓是封建经济在巴蜀地区迅速发展的产物，大姓代表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生产关系。秦统一巴、蜀后，由于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和受秦国的影响，巴蜀地区开始从奴隶制度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秦、汉王朝时期，巴蜀地区的封建制度又得到巩固和进一步的发展。大姓阶层的出现，表明封建地主经济在巴蜀地区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常璩说大姓“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正确指出大姓是工商业主和封建地主。近年在四川地区发现了不少东汉时期的墓葬。从墓葬随葬品和画像砖石反映的内容来看，东汉时四川的封建社会，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土地逐渐集中于地主之手，出现了地主庄园。大姓地主的生产经营方式与生活方式，与内地豪强地主并无二致。

值得注意的是，在巴蜀本地籍大姓中，也有一部分是工商业主和封建地主。如巴寡妇清。《史记·货殖列传》说：“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之筑女怀清台。”寡妇清继祖先营采丹砂而富，天下闻名。秦始皇为之筑怀清台。寡妇清是涪陵地区的“獽”人或“蜑”人。寡妇清这样的情形，不会是个别。

大姓据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封建统治结合之后，大姓遂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入仕大姓，掌一方之政，权势炙手可热。据《华阳国志·蜀志》：临邛大姓陈立历任汉朝巴郡、牂牁郡、天水郡太守，“有异政。陈氏、刘氏为（临邛）大姓冠盖也。”广都县民朱辰为巴郡太守，至晋，“朱氏为首族也。”居乡大姓，联络乡党，恃势横行。如：成都县“大姓恣纵，诸赵倚公，故乡犯法”。但总而观之，地方官府对大姓仍有很强的约束力，巴蜀地区大姓并无据地自雄或聚众反抗官府的情形。

其二，大姓崇尚内地文化与习俗，形成了以汉族化为基本倾向的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的潮流。汉、晋时，巴蜀地方乡绅均以“风雅”，“道德弥臻”为荣。常璩说：巴西郡“其人自先汉以来，傀伟俶傥，冠冕三巴”，入晋“缙绅之徙不胜次载焉”。《华阳国志·蜀志》云：西汉末年，蜀地“文化弥纯，道德弥臻”。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巴蜀地区居民学习汉文化的积极性很高，一时蔚为风气。《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成都人司马相如，家贫无以自业，相如遂习汉文至善为之。大姓卓王孙尊为贵宾，“一坐尽顷。”卓王孙之女文君，倾慕相如致夜奔之。《汉书·地理志第八下》云：“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均可为证。

巴蜀地区出现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还反映在移民大姓与本地籍大姓之间，建立了一定的联姻关系。卓文君投奔相如，卓王孙不悦。后从“昆弟诸公”所劝，卓王孙乃分仆人数百、钱数百万予文君，认可了他与司马相如的结合。由此可知移民与当地人的联姻已属常见，人不为怪。文君夜归相如，亦大有少数民族自主婚姻的遗风，反映了巴蜀当地民族的习俗，也影响了移民大姓。

汉代巴蜀地区文化面貌的改变，是在内地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发生的，且以汉族化为发展的基本倾向。司马相如认为：秦、汉两朝的经营，使巴蜀地区出现了蜀变服、巴化俗的变化。常璩也说：大姓崇奢的风气，“质其由来，染秦化故也。”均指明了这一点。可以说，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民族渐趋秦化与汉化，大姓所具有的特点，正是当地居民秦化、汉化的具体反映。

东汉以后，史籍中关于蜀族、巴族的记载渐稀，反映了这些民族与汉族已逐渐融合。然而，民族之间彻底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相对后进的賨、氐、僚、“獽”、“蜑”等民族，仍较多地保留了原有的特点。即便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秦化、汉化的情形亦不尽相同。《华阳国志·巴志》说：“故曰：‘巴有将，蜀有相也’。”大概因汉代巴地武风犹存，蜀地弦诵更盛，常璩乃有斯言。

2、

西南夷地区的大姓

汉晋时期，今云南、贵州和川南地区也出现大姓。《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郎功曹谢、暹，保境为汉”。《华阳国志·南中志》言：牂牁郡鄨县有大姓王氏，建宁郡同乐县有大姓爨氏；朱提郡有“大姓朱、鲁、雷、兴、仇、递、高、李，亦有部曲”。

由记载观之，南中地区的大姓，有一部分是来自外地的豪强。益州郡大姓雍闿，其先人雍齿是刘邦手下的大将，汉定天下后雍齿被封为汁防（今四川什邡）侯。元鼎五年（前），雍齿的后裔被剥夺爵位，乃前往西南夷地区。雍氏原是汁防著名豪强，徙居西南夷地区时，当有不少族人和家兵随行。至东汉时，雍闿已成为南中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姓，“恩信著于南土。”“威恩内著，为郡中所服”的永昌郡大姓吕凯，是不韦县来自蜀地吕不韦家族的后裔。

还有一些大姓，是从镇守边郡的官吏、军将发展而来。如：南中大姓霍弋。蜀汉末年，霍弋先后为永昌太守和建宁太守。蜀并于魏，霍弋率守将上表降，被封为南中都尉。弋孙彪，为晋朝越巂郡太守。霍氏原籍南郡枝江，后世镇南中，遂演衍为大姓，并辖有夷、汉部曲。《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晋时建宁郡“有五部都尉、四姓及霍家部曲”。在云南昭通后海子发现的东晋霍承嗣墓，据研究认为是霍弋或其后人的墓葬。在墓室壁画中，墓主人霍承嗣两侧排列有执环柄大刀的汉族侍从和披毡跣足、头梳“天菩萨”式发型的当地族人。这些可能就是《华阳国志》所说的“霍家部曲”。

见于记载东汉时期的大姓，还有建宁郡俞元人李恢。刘璋时李恢为建宁郡督邮。恢姑父建伶县令爨习，为“方土大姓”。恢后降刘备。诸葛亮南征，恢率军攻建宁，并谓围己军南人曰：“吾中间久斥乡里，乃今得旋，不能复北，欲还与汝等同计谋，故以诚相告。”南人信之，围守怠慢，被李恢攻破。李恢以建宁土著自诩，又与大姓爨氏联姻，当是建宁大姓。牂牁郡郡丞朱提朱褒。雍闿造反时，朱褒自领太守。《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朱提郡大姓以朱氏为首，朱褒当是朱提大姓。又言：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孟）获为官属。”常璩以孟琰为“朱提人士”，把孟获与大姓李恢、爨习同列为“建宁人士”，孟琰当为朱提大姓，孟获是建宁大姓。

前已揭明，汉朝向西南夷地区移民，主要是为了充实边郡，因此移民居于边郡治地。汉、晋时南中大姓的分布，见于记载者均在建宁、晋宁、朱提、牂牁、永昌诸郡治所及附近地区，表明南中大姓主要出自迁入的外地移民。前举李恢、朱褒、爨习、孟琰、孟获，当也是外地移民的后裔。

南中大姓主要来自外地移民，还可从考古材料得到证明。在今滇东北、黔西、滇中、滇西等地，分布有不少始于东汉的墓葬。这些墓葬地表有高大的封土堆，当地人称为“梁堆”。“梁堆”是东汉以来南中大姓的墓葬，已属定论。“梁堆”墓随葬的器物，如可能来自外地的铜制的带钩、镜、弩机、钱币等物，以及铸有“朱提”、“堂狼”字样的壶、洗、盘、釜等铜制生活用具，其形制、纹饰均与外地汉族器物相同。墓葬所反映的装殓下葬、起坟立碑等丧葬习俗，与汉族亦无二致。这些情况表明，“梁堆”代表的是相当成熟的汉文化，墓葬的主人南中大姓，当是来自外地的汉族移民。

与巴蜀地区大姓相比较，南中大姓不仅在来源上与前者有一定的差异，在活动特点和反映的民族关系等方面，也有所不同。在有关史籍中，未见南中大姓因经营矿冶、商贸而发迹的记载。南中大姓的崛起，多是凭借了以夷、汉部曲为基础的家族势力以及与官府结合而形成的权势。雍闿、吕凯的先人迁入西南夷地区时，带来众多的族人、家丁、和奴仆，俨然是一方豪强。霍弋受命世镇南中，所辖军伍和受控制的夷人，演变为霍氏部曲。这几个大姓的情况，有一定的代表性。部曲实际上是依附于大姓的家奴或隶农，战争时期从征，平时耕耘种地。大姓代表的是封建领主制度的生产关系。

由于在边郡实行羁縻之治，封建王朝对南中大姓基本上是采取纵容和笼络的政策。大姓获罪，朝廷多从宽发落，以收羁縻之效。《三国志·李恢传》说：刘璋治蜀时，建伶县令爨习犯法，姻亲李恢当连坐免官，但因爨习是大姓，太守董和遂“寝而未许”。诸葛亮平定南中的叛乱，对大姓孟获“七纵七擒”，务使其心服，也属此类情形。此外，朝廷还常委大姓为郡守、县令，借助它们来维持统治，实际上是承认大姓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特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姓成为重要的地方势力，轻则恣意妄为，重则举兵以叛。

大姓主要出自外地移民，大姓文化基本上属于汉族文化。另一方面，大姓又与居住地区的夷人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在文化上亦深受夷人的影响。《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与夷为姓曰‘遑耶’，诸姓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之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

常璩正确指出，大姓通过与夷建立“遑耶”（亲家）关系而联合，是大姓“轻为祸变”的重要原因。为维持与夷的联盟，大姓还仿效夷人的习俗。南中诸夷奉行巫鬼教，议论比喻引用格言，时谓“夷经”。《三国志·张裔传》说：雍闿叛蜀前，“假鬼教曰：‘张裔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杀之不可，缚与吴’。”雍闿喻蜀益州太守张裔为外泽内粗的葫芦，并借巫鬼教之名使众夷缚送裔至吴。可知雍闿十分熟悉夷的习俗，并在夷中享有与巫鬼教领袖鬼主相当的权威。大姓仿效夷俗，在当时相当普遍，因此常璩说“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大姓还具有强烈的“本地人”意识，孟获即对诸葛亮自称“南人”。上述情况表明，南中大姓具有“夷化”的倾向。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与大姓有“遑耶”关系的夷，为南中何民族？东汉至晋，因迁入南中的汉人日渐增多，记载遂将南中居民概称为“夷、汉”或“夷、晋”两大类。“汉”、“晋”指迁入南中的外地居民，“夷”则是对南中当地民族的泛称，有时亦专指其中某一民族。大姓主要分布在朱提、建宁、晋宁、牂牁、永昌诸郡治地，尤以建宁、晋宁二郡最为集中。以上地区历来是濮族的重要聚居地。因此，与大姓为邻“恩若骨肉”的“夷”，当是指濮族。

至于居于大姓分布地附近山区和越巂地区的叟人和昆明人，与大姓虽有一定的联系，但因大姓未深入山区，大姓与叟、昆明的联系，显然不如于濮人的联系那样密切，叟、昆明与大姓间甚至还时有猜忌与不和。雍闿率大姓、夷帅反蜀，进入越巂地区时雍闿被高定元部曲所杀，可证明这一点。

汉代，巂、昆明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出现了被称为“夷帅”、“叟帅”、“夷王”的部落首领。《后汉书·西南夷传》说：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组织今云南中部的“昆明诸种”，举行了一次大规模反抗汉朝统治的起义。元初五年，越巂郡卷夷大牛种首领封离聚众反叛，众至十余万人。封离是叟人。表明越巂叟人中也出现大的部落首领。蜀汉时期，越巂地区出了一位有名“叟大帅”高定元。《华阳国志·蜀志》说，高定元叛蜀后，据有整个越巂郡。这些“夷王”或“叟帅”，均是昆明人或叟人的首领，并非是汉族移民。总之，在汉、晋时期，南中地区本地民族的实力十分强大，大姓活动的地区，在本地民族分布的范围内，仅如汪洋中的若干岛屿。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姓趋于“夷化”，为形势使然。可以说，大姓“夷化”，是外地移民被南中本地民族逐渐融合的一种反映。

四、总结

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大姓是在中央王朝积极经营西南边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深受内地文化影响并有较大的发展，相当数量的外来移民迁入西南边疆，并且与当地民族逐渐融合这一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巴蜀、西南夷两地大姓的名称夫虽然相同，内涵却有明显的差异。

巴蜀地区的大姓约产生于秦、汉之际，成员主要是工商业主和豪强地主，其中既有内地居民，也有汉化的少数民族。大姓在四川盆地分布广泛，其汉族化的文化，反映了巴蜀地区大部分居民趋于“秦化”、“汉化”并逐渐演变为汉族的情形。西南夷地区的大姓，约形成于汉、晋时期。这一部分大姓大都是来自外地（主要是蜀地）的移民，因拥有兼私兵、农奴身份的夷、汉部曲以及联络官府形成的权势而崛起。南中大姓活动在边郡治所地区，与当地濮族结合，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大姓有“夷化”的倾向，晋代以后融合入南中少数民族。

巴蜀、西南夷两地大姓之所以形成不同的特点，与秦、汉王朝在这两地经营的方式，以及这两个地区与内地联系密切的程度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有关。同时，巴蜀、西南夷地区在先秦时期的开发和与外地交往的状况，乃至各本地民族经济、文化上的差异以及民族间的关系，对后来大姓的形成，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由此看来，古代民族的发展演变，受到诸如历史传统、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发展轨迹和变化形态，不会是单一和固定的。

研究巴蜀和西南夷两地大姓的异同及其形成的原因，对我们深入认识边疆和民族方面的一些问题，例如：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发展中的变化及其特点，经济文化发展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对封建王朝在西南夷地区实行不统治策的评价等，都具有积极的启发与借鉴的意义。

原载《尤中教授从事学术活动40周年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年

长按







































太原白癜风专科医院
治疗皮肤病最专业的医院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jiangezx.com/jgxzx/10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