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九八五年底，省市文管会在成都西城区十二桥附近发掘出一片距今约年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群遗址，已掘面积约一千百平方米。其建筑样式为“悬虚构屋”的楼居式，下以密集的木质桩柱为基，桩柱顶部横架地梁和地板，其上再架设竹木房屋，上以居人，下牲畜禽。建筑特点是“居处不着地”，名曰“干栏”（又叫阁栏或葛栏）。

这种干栏是从原始人类的古巢居（即树上居）发展而来。古巢居在巴蜀地区发展为干栏－楼居和邛笼－碉房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可以名之曰“巴蜀巢居文化”。它是与中原地区的穴居、半穴居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成都十二桥建筑遗存正相当于中原商代时期。在中原地区，相当于夏代的王城岗宫殿遗址、偃师二里头建筑城址，商代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的宫殿遗址，以及黄河流域大量的穴居、半穴居遗址，都属于穴居文化发展的系统。

而在广大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则广泛流行着巢居文化及其各种发展形式。成都十二桥建筑遗存则证实了在商代中原地区盛行穴居文化的时候，成都地区还顽强地保存着巢居文化。而成都就是古巴蜀巢居文化的中心。我曾在一九八四年的一篇小文中，根据一些文献推测，斗胆地提出了成都古为巢居氏族居住的假说，在十二桥遗存发掘之前这难免还有妄腾之嫌，现在幸而有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劳作发掘出辉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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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地区的巢居文化源远流长，绵亘达数千年之久。它包含巢居（干栏和邛笼两个系统）、栈道和管桥三项物质内容。这三项内容在古成都曾广泛流行，后来又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存了它的遗迹。古代的成都确是巴蜀巢居文化的主要中心。我曾在旧文中引述过有关文献，这里不再重复。我只想从文化的角度，先从晋唐诗人对成都和巴蜀地区巢居文化习俗的奇异心理里，引出一些或许有趣的看法。晋人左思《魏都赋》说：“榷惟庸蜀与鸲鹊同巢，勾吴与電黾同穴。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鱼鳖。”这是左思假设“魏国先生”揶揄吴蜀两都人士的话，实际上代表了中原人的看法。

意思是说：庸（即巴）蜀的巢居习俗简直同鸟鹊一样，而吴越人的水居也同鱼鳖差不了多少。中原人对这种巢居习俗是很感奇怪的，故裴秀《九州图论》说蜀地简直是“绝域殊方”。直到唐代，诗人杜甫从剑阁入蜀，首先映入他眼帘的，还是这种怪异的巢居。他一再提到它。经剑阁五盘岭（今广元县北）时，他写道：“仰凌栈，道细”，“野人半巢居”。在夔州，他说僚人“殊俗状巢居，层台俯渚。”经过三峡，他写：“峡人鸟兽居，其室附属层巅。”可说杜甫从川西到川东到处都发现了巢居。

这种巢居有在平原丛箐间的，有在山岭层台上的，甚至有危崖层巅之上的。《广雅》：“嶛，高也。”就是说僚人的巢居高到了山巅之上，故得名曰“瞭。越嵩郡（今西昌地区），南齐时因僚人聚居，特设僚郡。因普遍盛行干栏建筑，故又叫“越嵩獠郡”。巴蜀的巢居实在是僚人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风俗。唐代元稹也曾描写过通州（今达县地区）的巢居之习：“平地才应一顷余，阁栏都大似巢居。”自注说：“巴人多在山坡架木为居，自号阁栏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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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栏就是僚人干栏的同音异写。干栏是革佬、仡佬的转音。仡（革）佬则是僚字音素的析言，是僚族的自称。仡古读Klao或Glao,干、阁，革、仡是前一辅音K或G,上古见母，牙音栏、佬，是后一辅音L,上古来母，舌音。在现代的壮语里，还把竹楼或木楼称为“栏”或“栏干”或“麻栏”。僚人是壮侗系的先民，可见巴僚的阁栏或干栏称呼，确是来源于僚人的自称。中原人长期习囿于穴居文化直观，因此，初见巢居习俗就难免惊诧莫名，只有迳直用僚人的自称来命名这种竹木楼居结构。

这也可谓是少见而多怪了，难怪杜甫一到成都府地，便感到是来到了习俗迥异的“别一世界”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是故乡。”成都人是“新人民”，成都人的习俗是天一方的新俗，这种文化心理上的奇异感受，无疑是受中原文化习俗熏染的人在独特的巴蜀文化面前引起了困惑！巢居习俗对杜甫印象是那样地深，以致他后来离蜀到了湖南潭州，还借燕子的飘怜回忆起他自己在巴蜀的巢居之身：“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诧此身。”但蜀人自己对巢居习俗倒有乐此而不疲者，李白就是一例。

他与东严子学道于岷山之阳，就把自己的隐居之处称为“巢居”。他说：“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这岷山之阳，在哪里，尚难于考定。但既然是广汉太守闻而异之，可见离成都一定不远。他在岷山之阳学起巢居来，显然也是入乡随俗，证明成都附近地区确有巢居习俗。岷山是川西广阔地域的统称。据王逸注引《尚书蔡传》和《地理今释》，自甘南，西南走蛮僚中，直抵茂川雪岭、灌县青城，达成都府西境，皆属岷山范围，在晋唐时代，这里正是僚人聚居区之一，盛行巢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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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唐代翼州（今茂汶、松潘、黑水等地）早在南齐时曾置甘松僚郡，至唐高宗、玄宗，时因僚人增多，又“开生僚”分置真州。嘉州（今乐山）原来是“州民与夷僚错居”“，唐代“开生僚”新置绥山、罗目二县。邛州（今邛崃、大邑、蒲江等地）离成都不过数十公里，“此郡与夷僚相杂，愈于诸郡。”灌县青城山北旧有老人村，实为僚人村，“老”字乃：“僚”音之讹，唐宋时此地尚名“僚泽”，显系僚人在沼泽之地居干栏而得名。

传说成都还是有巢民的报乡。罗泌《路史》：“有巢氏居于室。”自巢氏居于壑。”自圣注云：“属益部。”张澍《蜀典》认为：“罗泌所言弥，或即昆弥也，否则即弥牟镇也。”昆弥即昆明，在云西洱河流域。弥牟镇在新都，属于成都府。这虽然不能作为信史来，但从文化学角度看，未尝不可视为成都古老的巢居习俗在文化心理层累式积淀上的遗痕。再说远一点。《水经注》云：林邑国（今越南中部和南部）：“秦余徙民，染同夷化，日南旧风，变易俱尽，巢栖树宿，負郭接山······非生人所安。

”这种能把日南郡旧风俗悉尽变革为“巢栖树宿”的秦余徙民，究意是从哪里徙来的呢？据《交州外域记》，秦惠文王灭蜀，蜀人被迫南迁，蜀王子安阳王在交趾骆越之地建国，其后裔世代居此。原来秦余徙民，就是这些蜀人，巢栖树宿”就是这些蜀人带去的。所以，从地域文化的渊源上看，说成都是巴蜀古老巢居文化的中心，应该是很有道理的。形家，改成一子与学义均与巢居文化有关。成字在字形上为悬虚构屋之干栏之象形，在音韵上，则为邛笼之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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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书》云：“东爨谓城为弄。”《嘉庆一统志》卷:“姚陵山：蛮语呼城曰笼，“旧名骥笼山”宁州有墨龙，泸州有洟笼，弥勒州有部笼、马笼。氏羌系冉骏人所居叫“邛笼”。云南禄劝州叫“易笼，”诸笼字皆为弄之音变，，均指氏羌系之碉房。由碉房变为碉堡，再变为城，故笼、弄又与城、相通。闻洟云：“谓城为弄Lug,与藏语gran相当。今罗语或读Lu,或读Lim:,(皆其小变。《读史方舆纪要》卷兴一六云：“蛮谓水为洟，城为笼。”

《元史·地理志》：“蛮语谓洟为水，笼为成。”可见笼、成在蛮语里互训义通。所谓邛笼，实即羌语俄鲁即BJu或glu或galu之音译，为使用羌语语言之各族所创造的文化，均是指羌系特有之石碉而言。石碉与干栏一样，均为巢居文化的产物，是巢居文化发展的两个系列。据余嘉锡《大理古代文化史稿》意见，邛笼乃干栏之转音，更可见邛笼与干栏的亲缘关系。转所以，成都的成字，实乃羌语系的笼、弄字之转音，而其字形则来源于干栏形象，故成之字形与字义均与巢居文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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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都字，李思纯先生认为是壮苗语中寨峒之汉译，很有见地。都，初为水泽聚会之义。”孙安国口“水所停曰都。”《后汉书·东平王苍传》注：“都，人所聚日都”，“民所聚曰都”。是都先有水渚之义，后有人都之义。成都古为沼泽之地，后经蜀人开辟农业，成为人烟聚邑之处，故都字因此而沿用下来。今日藏语don,仍指村、街、都市、人口聚集之地。这说明都字虽为汉字，但其音义确与氏羌系民族和壮侗系民族均有关系。

总之，成都得名的由来与巢居生活有极大关系。古蜀人包括成都人在族源和文化渊源上是有着复杂来源的各种部族的一个共同体，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均过着干栏和邛笼两种类型的巢居生活。因此，在蜀人定居蜀地的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带有巢居特色的地名，如筰都、邛都、成都等，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所以，成都这个称谓，是巢居文化的产物。这个结论虽然新颖，但自信尚不是之说。关于成都得名的由来，各大家论述甚多，聚讼纷纭，疑窦甚多。笔者不过于史迹阙环之处，再增一有限之新义，“阙疑之妙，期能善用”，以供诸方家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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