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逝英雄永存

——记广西籍红军将领庞大恩

★

★

★

留学归国：“一心于祖国运动”

庞大恩，字泽普，后改名吴永康，广西兴业县长荣乡大贺村（今葵阳镇新荣村）人，年2月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是家里长子，下有一个弟和一个妹，靠父母耕种一亩多的沙子地和割草打柴艰难度日。但望子成龙的父母，仍千方百计供他上学读书。

庞大恩幼时聪颖，又深知家境贫穷，读书机会不易，志坚志贤，学习格外刻苦。年以优异成绩考入玉林五属中学堂，班里年龄最小的他，连续7个学期成绩名列前茅。在保存至今的一份成绩单上，他的算学成绩为99.5分，外语为91分。

年秋，庞大恩中学毕业。按照族规，本宗族的子弟中学毕业，家里可享受一份“养贤租”（也叫“蒸尝”，来自祭祀祖先的田产收入）。他因此得以筹足盘缠和学费，到广州外语补习学校学习日语。年春，他东渡日本，翌年，进入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就读冶金科，与读电机学科的夏衍同级并成为挚友。他对夏衍说，广西很穷，但有许多矿藏等着去开采。因成绩出类拔萃，年初，庞大恩获准由自费生转为官费留日学生，年9月“获选补庚款”。

庞大恩的抱负，开始是“工业救国”“科学救国”。他十分景仰孙中山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宏愿，年11月，孙中山到日本北九州门司港，他和夏衍等同学特去拜见。对帝国主义侵我国土、杀我同胞和国内反动军阀腐败卖国的罪行，庞大恩义愤填膺。因得“庚款”，他每月可领到文化事业费70元，同学朋友以“设宴”叫嚷庆贺，他回绝说：“此钱乃国耻纪念，何庆之有？”并把钱用到开展有益的活动上。他和夏衍、郑汉先等组织领导了爱国学生团体“行社”“读书会”等，阅读进步书报，讨论时事政治，宣传反帝反封建。和夏衍起草的《行社纲约》规定：以“公”“诚”“勇”“朴”为精神，严守“不狎邪、不赌、不吃烟酒、一夫一妻、不授受贿赂、不蓄奴婢、少使仆役”的信条。夏衍后来写纪念文章说，“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朴质的人”。

庞大恩读书十分刻苦，阅读量也是惊人的，规定自己学期内至少每天读英文书10页，全力学说德语，每日读50页，时时涉猎新书。据日记记载，年2月3日，他读《改造》杂志二月号30余页，弗兰西革命史年表40页，电气熔铁5页，以及弘末氏劳动组合论。2月6日，读《中央公论》10余页，《科学知识》数十页。

现实让庞大恩逐步意识到，要救国只能靠革命、靠斗争。他去日本共产党领导的贱民组织水平社，听松本一郎演讲中，满口日本世界五大强之一，力主军事教育，回来在日记中写道：“我深信吾国必不亡，只要吾人努力。”他原本个子高，性格文静，戴着一副眼镜，因自感胆力弱，做事不果断，便竭力改变自己的柔弱性格，包括参加“中国青年学生会”，在当时日共领导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负责联系工作，组织学生集会，在大小集会上发表救国演说，并自拟文稿、印发传单、发布声明、集资出版地下刊物，全然不惧日本警察的盘查与扣押。他看穿了帝国主义的虚伪：“中国的革命运动正正堂堂，而诬妄谓为‘排外’，此论调殊为错误。”

年冬，经中共旅日支部负责人何兆芳、何恐介绍，庞大恩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支部的骨干。

次年3月，他从明治专门学校毕业，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但此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国内革命形势如火如荼。他“日出而祷中国之再兴，日入则伫立望西空”，自感爱国爱乡心无代价，“国事如此，吾欲扶大刀斩国贼民奸；世界尽成浩劫，吾欲出人类于水火，怕甚日人？怕甚英美？为其人民计，不可不出而拯之也”，立下决心“吾已誓定去救国矣！”爱国心切的他当年7月回国，不久返乡省亲。

留学7年的庞大恩回家乡，在地处粤桂交界、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老家，可是爆炸性的消息，族长特地派了八人大轿去接。他家这时因勤劳和宗族“蒸尝”的资助，已较为富裕，添置了田地，建了几间新屋。父亲特地准备了几桌酒席，请来本地的士绅名流。可庞大恩对来接的人说，挑着行李走更方便，赤日炎炎，他自己挑了两个竹篓的行李走回来。一身汗回到家里，在他家迎候的人见状，以为那两个竹篓里装的一定是金银财宝，但他挑回的全是书。父亲让他出去和众人见见面，应酬一番，可他说：“我不能和那些人同坐一条板凳。”父亲婉言劝告，甚至流泪求他，他始终没有答应，士绅们只好悻悻地走了。

第二天，父亲拿出田契给儿子看，可庞大恩毫不在乎说：“如果田是我的，你给我处理好了，从谁手上来就交还给谁。”

家里原来养有个奴婢，他叫送回给人家，不然就当作女儿养起来。在回家的当天晚上，他同一个瞎子长工住在一起。

他每晚到卢氏宗祠与群众聊天交谈，到附近圩镇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到玉林缴夺砸烂了几十支烟枪。他还利用族亲当校长的关系，步行30多里，到兴业初级中学，对6个学弟启发开导，宣传革命思想，向师生推荐黄埔《革命画报》、《十月革命简介》等书刊，鼓励学生投考黄埔军校。他播下了革命火种，一个月后的年9月，兴业县诞生了第一个革命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兴业县中学支部。

乡亲们问他，你留洋回来，能找个官来当了吧。庞大恩回答：“国家像这个样子，做官有什么用，去刮地皮？”国民党地方政府曾请他开办矿山，誓定救国的他拒绝了。

年10月，庞大恩来到上海，在李富春领导下，担任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和江苏省委《上海报》编辑，并从此改名“吴永康”。年，夏衍被日警驱逐回国，在上海和庞大恩重逢，也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并由庞大恩和郑汉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一起在江苏省委工作。也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廖承志，不时和他们在一起，而且与庞大恩、夏衍在附近的日本商店买点日本酱菜和“生果子”之类，去看他的母亲何香凝。年3月，庞大恩与鲁迅、潘汉年、田汉等参加了左联成立大会。

★

★

★

到根据地：做“天地间最放得心的事”

庞大恩在上海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从年起，在6年中，为了党的纪律，他没有和家里联系。而他家乡的反动派也在千方百计搜寻这个当年在家乡点燃熊熊革命烈火的“赤匪”，曾随着线索追捕到上海，拘捕了他的妻舅陈绍南，但因没有线索找到庞大恩，不得不将陈绍南释放。一直到年4月，庞大恩奉命到苏区工作，临行前，他才设法给弟弟大慈写了一封信，说自己不是愿意离开家，更不是一个人在外享福不管家中的事，而是要做一点值得做的事：“我在外做的是正经事，天地间最放得心的事。”

庞大恩中学毕业前夕，父母为他选定了亲事和婚期。当时他极为不满，借口准备毕业考试不肯回家，但父母把新娘接了过来。庞大恩很生气，跟父母说：“我是以四海为家的，你们抬回去！”可父母坚持着，新娘也不肯走。不幸接二连三降临这个家庭：父亲因劳累过度离开人世；胞弟庞大慈在打扫牛栏时因不幸失火，被烧成残疾，耳聋口哑，从此失去劳动能力；小妹年纪尚小，庞大恩原想带她出来读书，但无法顾及。家庭的重担全部落在了母亲和妻子的身上，虽对家里十分牵挂，但投身革命的庞大恩只得割舍。

到鄂豫皖根据地后，庞大恩相继任红四方面军《红旗报》编辑和总部秘书。年10月，红四方面军西征，创建川北根据地，他担任通江县委书记。根据地创建之初，百业待兴，庞大恩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和武装农民，扩大红军，筹集部队给养。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热情工作，不辞劳苦，出色开展各项工作，被评为模范县委书记。一次，他到一个商店，发现那里的商人日常生活很像日本人，便下令侦查，果然发现那是一个暗藏的日本间谍。

年2月，中共川陕省委成立，庞大恩任省委秘书长。因省委书记袁克服没有文化，省委机关的工作实际由庞大恩主持。他还与省委宣传部长刘瑞龙主编省委机关报《川北穷人》和党内刊物《干部必读》等，共同起草省委的决议和文件。当时川陕省委各部门的人员大都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工农兵，文化低，缺乏机关工作经验，许多人连打电话、记录、写公文都不会。他想方设法进行培训，举办识字班和干部培训班，结合日常工作需要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让大家背着识字板，走到哪学到哪，使干部们进步很快。在四川省博物馆里，如今还收藏着小册子《革命三字经》，作者就是吴永康、刘瑞龙。他培养教育了一大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干部。

年春，庞大恩调任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他用在日本所学到的知识，为解决部队和地方物资供给困难作出了重要贡献。针对敌人对苏区进行重重经济封锁，他除重点抓税收和银行，还开办了以烈士名字命名的“申熙盐行”，通过凿井取水和扫取老墙屋脚灰土熬盐；成立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刘华工厂”，将打土豪没收的衣物和战斗中缴获的布匹，加工改制成军服、军帽、袜底等，把好的送给前方红军，差的留给地方干部和机关职工；让机关养猪种菜，开办饭铺、食堂，尽力改善生活；创办铁厂锅厂、生产及消费合作社，方便军民；因留学专攻过冶金科，他还指导兵工厂的手榴弹制造。解放后，廖承志看到庞大恩侄儿寄来的照片，复信中连写道：比起照片来，在四川的他“已是苍老得多了，苍老得多了！”

年春，庞大恩随军离开川陕根据地，进入川康边界，任中共川康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兼任川陕省经委会主席，增加了对新发展地区的党、政、军建设的全面指导工作。红四方面军为建立和巩固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川康革命根据地，在甘孜藏区北部采用特殊的政策，藏区第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级苏维埃政权博巴政府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同省委书记吴永康等反复研究后确定，通过了《土地暂行条例》《关于喇嘛和喇嘛寺条例》等10余个政府条例和决定。这些宝贵的实践，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形成和实践提供了经验。

川陕省经委会积存有一批银元、元宝，庞大恩用几十个小木箱装好，数十天里，随军用马驮运，渡嘉陵江，经剑阁，历平武、北川，进入茂川、威州，与中央红军会合后，川陕省经委会并入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他把这批银元和元宝全部交到林伯渠部长手上。

年底，庞大恩任西北联邦政府财政经济部长，同时兼任中共大金省委常委，直至次年9月，他继续进行新区建设，筹措军需民用，组织运输，参与起草联邦政府的土地条例。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共同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师，期间他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后来，由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进发，庞大恩任西路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为配合西路军军事行动，他直接领导了建立甘州中心县委和高抚县委、山永县委工作。针对西北军阀马步芳对河西走廊的法西斯统治和少数民族多的特点，他指示部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注意尊重当地风俗，保护群众利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并借一条山战斗的胜利，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用缴获物资赈济穷苦群众，粉碎了马家军的欺骗宣传。红军的美名不胫而走，群众箪食壶浆跪迎红军，青少年积极参军，高台的妇女仅用10多天就为红军缝制了抵御西北严寒的棉衣。

★

★

★

西征突围：以血“洗净”祁连山

年10月底，红军西路军开始了西进之途，遭受敌人围追堵截，4个多月中无日不战。红军伤亡惨重，无粮缺水，年3月14日，人左右的队伍在甘肃肃南县石窝附近，编为3个支队，退入祁连山麓打游击。左支队共余人，由李先念率领，依托左翼大山打游击。右支队由王树声率领，有多人，到右翼大山开展游击。

中支队由骑兵师政委张荣率领，以伤病员、女兵和童子军团及一个步兵连组成，人数虽有千余人，但枪支只有百余，而且缺少弹药，战斗力弱，庞大恩作为病号是其中一员。他们跟随右支队之后行动，但在祁连山北麓山脚的张掖县红湾寺白泉门附近，被马彪部众兵包围。红军浴血奋战两天，击毙敌团长2人，士兵余人，但因弹尽粮绝，敌人又增加兵力，中支队的一部分在支队领导的率领下向北活动，不久即被敌搜山部队冲散，少部分突出重围，分散返回陕北。

有“党史小说第一人”之誉的黎汝清，在其纪实名作《碧血黄沙》中讲到，因长期征战的艰苦环境，庞大恩患上严重的溃疡病，又在翻山时落下悬崖，摔断了腰。这种伤和病，当医院里都很难治愈，所以他被抬着随部队转移。西征军2.1万多人，打到现在只剩下数千人。

3月23日，激战中拉在后面的庞大恩与勤务员、警卫员退到一座大山悬崖旁。敌人的包围圈缩小，步步逼近时，他不愿当俘虏，与勤务员王大德和一名警卫员举枪自击，牺牲时年仅37岁。

正像庞大恩在日记中断言的：“四万万人的血，究竟要洗净四万里山河！”革命胜利，许多久别家乡的共产党人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或给家人带回了平安信，但庞大恩却杳如黄鹤。他年迈的母亲、多病的妻子、被火烧残的弟弟望眼欲穿。

直到年，夏衍寻找庞大恩家属的信转到玉林，家人才知道他已牺牲，顿时哭成一团。母亲和妻子去到祁连山，寻求烈士的遗骨和遗物，但是，没有坟茔、遗物，甚至连他的名字当地人都不知道。他的一切，已与巍峨的祁连山融为一体。

而庞大恩牺牲后，与他共事过的革命家，对他深深地怀念着，每每谈起他，都带着惋惜。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称赞他工作积极，待人诚恳，处事谨慎。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红军女将军张琴秋，说他对党忠心耿耿，作风朴素，不怕艰难困苦，不计较名利地位，党分配什么就干什么。原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多次说“他是个好同志，有学问，很勤劳，很能干，是无名英雄”。

与庞大恩有同年、同学、同志“三同之谊”的原中日友协副会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夏衍，在全国解放后不久，便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当确知他已牺性后，不断发信，寻找他的家属。参加开国大典时，夏衍在日记中描写这一历史场面：“一望之下，是片红旗的海。”“这一场面，是先烈们用鲜红的血换取来的。想起了郑汉先和庞大恩。”

年8月19日至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的讲话中指出：“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岁月流逝，英雄永存。

来源：“广西政协报”
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jiangezx.com/jgxxw/98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