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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木作构成了古代建筑的主体，一切的木工都是围绕着这个主体来进行的。木工常常都分大师傅和小工，对应于大木作则有大的结构及其小的构件之别，这些小的构件按功能可分为12类。其中拱、昂、爵头、斗4类属铺作构件，其余8类如下：

一、柱。柱指的是直立承受上部重量的构件。一般分为直柱、棱柱，截面多为圆形。它们是一间房屋中最坚实的几个成员，在房屋最外圈的柱子为外檐柱，外檐柱以内的通称为屋内柱，转角处则称角柱等。柱并不是完全直立，一般是向中心稍微倾斜，所以叫侧脚。

二、额枋。额枋包括阑额（大额枋）、由额（小额枋或由额垫板）、平板枋、屋内额、地伏、绰幕（后演化为雀替）等，是连接柱头或柱脚的水平构件，在有些民间称呼中又叫作挑。

三、梁。一屋之中，必有承受屋顶重量的水平构件，此即梁的功能，梁一般分作几道，上一梁较下一梁短，层层相叠，构成屋架。最下一梁置于柱头上或与铺作组合。梁按长短命名：长一椽的(一步架)称搭牵（单步梁），长两椽的称乳伏（双步梁），长四椽的称四椽伏（五架梁），乃至长八椽的称八椽伏（九架梁）。最上一梁称平梁（三架梁），梁上立蜀柱（脊瓜柱）承脊椽（脊桁）。显露的或在平暗（天花）以下的梁，称为明伏。明伏按外形分为直梁、月梁。直梁四面平直；月梁经过艺术加工，形弯如弓。在最下一梁之下安于两柱之间与梁平行的枋，称顺伏串。明清时又有紧贴梁下的枋，称随梁枋。

四、蜀柱、驼峰托脚、叉手等。这都是些用在各架梁之间的构件。早期建筑中，梁上安矮柱、驼峰或敦添，上安斗、襻间，承托上一梁首，又在梁首斜安托脚，斜托上架椽(檩)。蜀柱、叉手安于平梁之上。明清官式建筑梁上均用短柱，按所在位置称上金瓜柱、下金瓜柱、脊瓜柱等。柱下各用角背，当庑殿推山加长脊椽时，在椽头下另加一道平梁，称太平梁，梁上所立的柱子称为雷公柱。

五、替木。主要用于唐代，后逐渐废弃，指的是与椽、枋平行，用于两构件对接的接口之下的一种部件，其作用是增加连接的强度，并使跨距缩短。

六、椽和襻间。椽是承载椽子并连接横向梁架的纵向构件。截面圆形的称椽（檩或桁），矩形的称承椽枋。它的长度计算方法是：各间的间广（另加出榫），加上山面挑出的长度。如在房角处，则于椽背上另加三角形木，使屋面纵向微呈曲线。襻间用于椽下，是联系各梁架的构件，以加强结构的整体性。

七、阳马，或称角梁。一般用于庑殿屋顶、歇山屋顶转角45°线上，安在各架椽正侧两面交点上。最下用大角梁（老角梁）、子角梁承受翼角椽尾。

八、椽。又叫飞子。椽子截面圆形，首尾钉在上下两椽上。每一条水平长度即椽的间距，称为一椽或一架、一步架，如用飞檐，即在檐椽上钉截面矩形的飞子。

阿房宫赋图，诗人杜牧的天下第一赋勾起了人们对那座华丽宫阙的无尽遐想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过程中，就有意识地吸纳六国不同的建筑风格和技术经验，后，就在咸阳四周泾、渭二水沿岸数百里大修宫殿，秦惠文王兴建了一朝宫，还没修好他就死了，秦始皇又接着修。

蜀山兀，阿房出。阿房宫在以木结构为主的前提下，借助夯土台与木构架建筑巧妙结合，创造出了丰富的建筑空间，并以群体组合的方式取得了或雄伟高大或灵活多变的艺术效果。

有了阿房宫，当然还不够，随后又有方士告诉秦始皇，你还要再多修些宫室，然后行踪不定、神鬼莫测地在里边来去无影，使凡人摸不清你的活动规律，就可以像个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了。于是，一座专为秦始皇“捉迷藏”用的上林苑就又破土动工了，只是还没来得及收工，秦始皇就死了。但这毕竟是个宏伟而诱人的计划，不久，汉武帝又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增补。

▲未央宫考古复原图

宫殿掠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发掘认定，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距今至少年的宫城，为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宫城。考古人员已初步探明了宫殿区内严密的中轴线规划、复杂的道路网路体系以及完备的宫城城墙。专家由此推断，二里头宫殿就是中国历代帝王宫殿建筑形制的先河。

▲二里头宫殿复原图

古代宫廷建筑以矩阵为多，但皇帝们都知道把这些盒子式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就可以产生出一种皇权的威严壮观，萧何曾主持修建未央宫，宫城周围达米。

宫廷建筑一般分殿堂结构、厅堂结构、簇角梁结构三种。根据现存实例，可以推断这三种结构至少在唐初即已普遍应用。

殿堂结构是指全部结构按水平方向分为柱额、铺作、屋顶三个整体构造层，自下而上逐层叠垒而成。如造楼房，只须增加柱额和铺作层即可。应用这种结构的房屋，平面均为长方形。这正是因为要符合宫廷建筑取“矩阵”的设计。

厅堂结构是使用横向的垂直屋架。每个屋架由若干长短不等的柱梁组合而成，只在外檐柱上使用铺作。每两个屋架间用椽、襻间等连接成间。但每座房屋的间数不受限制，各屋架所用梁柱数量、组合方式亦可不同，因此它只注重厅堂而不必规定平面形式。这种结构的施工较简便，但不宜建造多层房屋。

簇角梁结构是专用于正圆或正多边形平面的建筑，每个柱头上的角梁与中心的枨杆（雷公柱）相交，组成圆形或方锥形屋顶，比起前两种结构来就更简单了。

秦汉的备极豪奢给后代的帝王定下了一个基调，历代帝王都在宫殿建筑上比阔。除了前边说到了阿房宫和未央宫，中国古代著名的宫殿还有如下一些：

▲汉长乐宫遗址

长乐宫（历史上又叫东宫）。汉高祖在秦朝兴乐宫的基础上续建而成，为西汉的政治中心，总体上由长信殿、长秋殿、永寿殿、永宁殿四组宫殿组成。长乐宫是汉高祖刘邦处理政务的地方。后，淮阴侯韩信正是在此被诱杀。

▲汉建章宫复原图

建章宫。西汉武帝时建桂宫、北宫、明光宫，并于城西外侧建建章宫，于城西南扩充秦以来的上林苑，开凿昆明池，广建离宫别馆。建章宫是由许多宫殿台阁组成的，号称千门万户。

▲唐大明宫复原图

大明宫。公元年，唐太宗李世民于长安城东北角禁苑内的龙首塬上修“永安宫”，准备让其父李渊在那里临时消暑，未及完工，李渊就死去，于是贞观九年（公元年）更名为“大明宫”。龙朔二年(公元年)重建，改名蓬莱宫，一直是唐朝的政治中心。

▲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座落于拉萨市郊西北的玛布日山上，海拔多米，是闻名世界的的宫堡式建筑群，共九层宫宇，公元7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建造，它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冬宫”，也是供奉历世达赖喇嘛灵塔的地方，它还是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

▲沈阳故宫

沈阳故宫。清太祖努尔哈赤建于年，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续修建数载。占地6万多平方米，和北京的故宫一样是中国现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代表。

▲北京雍和宫

雍和宫。极具汉、满、蒙、藏民族特色的建筑，原是清世宗雍正做皇帝前的府邸，后改为行宫。雍正死后，为在殿内停放他的灵柩，将中路殿堂原有的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从此，雍和宫成了一座宫殿般的寺院。因雍正、乾隆都很崇信喇嘛教，乾隆九年改为喇嘛寺庙，为重要名胜古迹之一。

▲北京故宫

▲歇山顶

▲飞檐

中国古代建筑屋顶组合形式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并产生了一些严格的规矩，对应用上的等级差别、做工用料等都有明确规定。这种定型化的建筑方法对汇集工匠经验、加快施工进度、节省建筑成本固然有显著作用，但后继者为着“遵制法祖”，又不可避免地妨碍了创新与重新想象，尽管如此，它所呈现出来的味道还是让人惊叹不已，它在美学上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反宇飞檐，因为屋顶之下要装的是“人”，两翼下垂的实际和感觉重量就不得不考虑，那种过于实沉的观感一定会让住在里边的人心里感到压抑沉重，所以，必须要从外形上有所导引和缓冲，因此，就在“人”字收尾的地方轻轻地向外飞出一撇—檐角顿时就反翘起来，因为它的“飞”，这个美丽的大屋顶还自动地跟墙面发生了视觉和实用上的联系，有了它，建筑就基本上完成了和“上天”的联系，剩下的就是努力做好向下和大地的关联。

今天的人们通过各类建筑自由地出入于历史，就像我们凭借这个美丽的大屋顶之下的一个斗拱部件又可以进入到中国传统的另一个部分一样—我们看到了大屋顶，就是直接看到了历史中的“人”，差别只是这个字在不同时期的写法，从简到繁，又由繁到简，有的宁静，有的庄重，或则粗朴，或者安详—建筑在很多时候带给我们的感受跟人是一样的。

在大殿的每条垂脊上，各施垂兽1只，8条脊就有8只。在垂兽前面是1行跑兽，从前到后，最前面的领队是一个骑风仙人，然后依次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行什

▲宫殿屋顶的神兽排列

中国学者王振复致力于研究大屋顶多年，他总结出的大屋顶的特色如下：一是因其高耸，因而形成了建筑坡面；二是屋盖更宽展，使出檐向深远延伸;三是发展出檐下斗拱，使其成为了力学结构上必不可少的构件，并在伦理与审美上成长为一种重要饰件;四是屋顶上充满弧形曲线之美，檐角、檐口呈起翘之势，有“翼”飞之趣;五是建筑的装饰多集中于大屋顶之上。如，正脊、垂脊的鸱尾、“仙人指路”、走兽、宝瓶、悬鱼与惹草等等，不胜枚举。

高度、色彩或等级

约定再汇为法典，《木经》是古代一部十分重要的关于房屋建筑方法的著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木结构建筑手册。根据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简略记载，《木经》对建筑物各个部分的规格和各构件之间的比例关系都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什么厅堂顶部构架的尺寸，梁有多长，规定相应的屋顶多高，房间多大，椽子多长等。屋身部分，包括屋檐、斗拱的规格和尺寸都依柱子的高度而定，台基的规格和尺寸大小也和柱高各成一定的比例关系。不仅屋内，屋外的台阶根据实际需要，分成陡、平、慢三种，也都有相应的具体规格。

四合院与胡同

大到北京城，小至一套住宅，都是一个四合院。这就是中国传统建筑最简约的特征。

▲四合院

它当然也同时负载着宗法制度，四合院的“四”字，意指东南西北四面；“合”是合围一处。也就是说，四合院是由四面的房屋或围墙圈成的一个院子。

▲四合院布局

根据建筑面积的大小以及方位、空间组合的不同，四合院又有大四合院、小四合院、三合院之分。许多王府和寺庙也是按照四合院的布局设计和建造的。四合院通常由正房、东西厢房和倒座房从四面将庭院围在中间，一大家子人在其中生活，却又严格遵照着传统，长幼有序，内外有别，各各都有自己比较隐密的庭院空间。

家族之间、个体之间，也像建筑一样有一种群体组合，循之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得出的结论就是，人格的封闭与不健全。一般把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依附人格、外圆内方、特立独行三类，而这最后常被人所称道的一种，往往都是以狷狂的变态方式来表现的。巢由洗耳，夷齐采薇，四皓弈棋，渊明归田，倪迂涤桐，都已是在传统的道德范畴里偏离得很远但却保留了真性情的个例。

同一屋檐下

▲北京的胡同

从本质上讲，胡同文化的封闭性不过是四合院的延伸。那里同样也没有个性的生存空间，有的只是一个合符礼仪和等级、规矩等等的标准，一切都必须是削足适履地服从这个大的原则，所以，那礼节刚开始还是真的，后来在很多人那里也还是真的，但在一部分人身上就慢慢地走样成了一种固定的程式，一种必须完成的套路，虚假也就是这么一步步侵入胡同人们的性格。萨特的说法是：“个人要努力做到与众相异，远离俗众，时时处处表现出自己的独一无二性，这样才无损于自我价值，否则，如果把个人沉没在集体和群众之中，消极无为，糊涂地混日子，那就太失去了个性，失去了自我，丧失了作人的价值。”也许在国外是这样的，但在传统的中国不是，即使在今日也不是普遍理解一种个性的生活到底有多么重要。鲁迅说：“中国人向来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后，不能再振拔改进之因，前者是独异，对庸众宣战，后者是庸众对少数天才的宣战。”个性总是只能从新的“文化竞争”得到的现代体制中去一点一点地生长。

胡同里的人都是自动分群体的，这个群体当然是有亲疏远近的，只在胡同周围徘徊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主要包括血缘人际，胡同人际，血缘对应于宗法制，胡同这种最小社会人际则对应于“耻感取向”、强调权威。仔细一分析，这种上下纵横的封建宗法关系正是造成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因为，它使人们不能团结起来抵抗外辱。最简单的例子，你家的院墙比我高了几分，或是门楼阔气了不少，都是让邻居时时挂念，到一定时候就得攀比着改过来的。

庸众多了无是非。读中国历史也会有相应的结论，还是鲁迅说得好：“某些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年代短一点，差不多就没有好人，为何？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

这种农耕宗法社会的关系到今天已经部分松动，但是，它还在许多领域发生着持续的作用，比如官场的裙带关系、送礼问题，各类人情问题等。

宗法制度常常是和家族制度连在一起的，两者合围一处，围歼了作为死敌的个人主义。因为这种制度不鼓励产生单个的人，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集体，哪怕是一个影子式的人物，他们也才能安下心来。这当然是长期的专制制度的功劳，天下都是皇帝的私产，人都有很多等级，单个人也不需要发表什么意见，当然也不用担心有了事没个人出头，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民间都有自己的祠堂，或者还有什么专门议事或断事的茶铺，还有祠堂，族里的每一个人死后，都要在祠堂停留，这也是宗法制度在精神方面的要求。

宗法制度始自乡村，向上也一样，一级一级的到了皇帝那儿，仍然严格遵循着这个最简单的血缘关系，一种制度，从乡村到朝廷，几乎都半点不走样，这种群众基础就断不是几日之功可以改变的。祠堂一般都修得豪华气派，跟村里土生土长的别的建筑一道，构成了中国乡村式的生态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民居、书院、戏台、坟墓、寺庙等连成一片，怎么分也分不开。在以个人-家庭-宗族所组成的传统群体结构的社会之中，建筑无疑可以看作是有力地支撑起这一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群体结构的保护伞。胡同、四合院正是这种文化的典型特征，成年却仍居留于屋，数世同堂，这既是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之处，也是中国人所信奉和遵从的最大幸福。

由于被一个严格的制度所管理，一切都有依据，这就首先要以牺牲人的主体性为代价的，消除了人的主体，所有的人就都是一个人，都是好人，都是“我们”中的一员，而再也看不到“我”，因为无我，所以耳光打在脸上也仿佛没有打，或是还要高声叫道“打得好”，或者还要帮着数数，这样培养起来的人当然都很好，“人人皆可为尧舜”，所以都能忍，而胡同文化的精义正是忍。

中国人绝不以忍为家族制度之悲郁的注解，反而世世代代羡慕张公艺之福。因为社会是建立在这样的传统道德基础上，所以，其国民性的改变就一定是个长期的过程。说到国民性，鲁迅曾沉痛地说：“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中国人里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讹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

国民的劣根性很多，气死一个鲁迅还不够，假如要继续生气，那一定还会没完没了，可是，这一切倒真不用怎么去担心，因为，只要或只有放在现代契约社会的规则法度的平台上，这一切才真的有可能改变—而不是希望通过拆除几条破旧的老胡同来实现。

退化的个体

刚说到的挨打还要“配合”着说“打得好”，这可真是中国道统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独学生在私塾这样，乡下人被捉到县衙门里，也最好是自己把屁股亮出来，打完屁股之后，还要叩一个响头大声道：谢大老爷。

▲县太爷的大堂

惊堂木、甘蔗棍、板子、黄荆条，都是“棍棒底下出好人”教育方式的用具。但让外国人不可理解的是，在这样的棍棒之下出来的人，未必每人心里都有一本“变天账”，很多人是心甘情愿地认罚。这就又回到刚讲过的那个消除人的主体自觉的话题。惟其消除了人的主体尊严与自觉，所以才会适应并遵奉这种极度侮辱人格的惩罚。不但要真心拥护，还有走得更远的：一日，寒山谓拾得曰：今有人侮我，辱我，慢我，冷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诈谲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默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

这绝不是笑话，这种忍字诀是很受人尊敬的涵养功夫。从家族制出发，制度化为宗法社会规则，再经由传统道德和封建礼仪包裹，中国人的性格只能走向类似中庸这样的逃避路线，林语堂对此总结说：人生和人类天性的圆熟的领悟，常为中国德性的理想，而从这个领悟，又抽绎出其他美质，如和平、知足、镇静、忍耐这四种美质，即所以显明中国人德性之特征。中国的民族德性，可以举出如下种种特征：一、稳健，二、淳朴，三、爱好自然，四、忍耐，五、无可无不可，六、老猾俏皮，七、生殖力高，八、勤勉，九、俭约，十、爱好家庭生活，十一、和平，十二、知足，十三、幽默，十四、保守，十五、好色。

这些特性有些就已很“复杂”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在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从来没有一个中间地带，而这家庭生活也多是规矩多多，束缚重重，人毕竟是社会性和个体性的结合，束缚既多而久，人性的有些东西就失控了，性格上的囫囵和多重性都跑出来了，因为这些出路是受到鼓励的，不这样的话，对单个的人来说就是更危险的一件事。举一个例子，汉代公孙弘穿布衣，盖破棉被，人都以为他多清贫，不料终有人发现秘密，原来他里边着貂皮，吃大餐。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多愁善感的，但这种在艺术上特别珍贵的敏感却常常用的不是地方，比如他们喜欢被人感动，也喜欢感动别人。与此相适应的还有，他们还习惯于不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好幻想，等等，都充分显示出人格的幼稚和极度变异。哥雷菲士?泰勒（GriffithTayler）曾把中国列入人类进化之最幼层，海夫洛克?爱丽丝(HaerlockEllis)也说这个民族的特性近于婴孩，原因是这里的人们还保存由儿童淳朴天性所发生的柔顺，融和，而近于原始人的本质，尚未达到特性的发展期。

中国人以木头为最基本原料开始搭建房屋，中华民族注定了就一直会以群体本位文化特征而著称于世，他们延续并发展了以外势中心和相互支持依靠为特征的民族类群文化，它有别于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和自我依靠为核心的特征，这恐怕也可以看作是当世界其它同样悠久的古老文明全都在近代工业文明还未到来之前就已消亡，而中国古老文明却能延续至今，并且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反而可能焕发新的活力的主要原因。以一个传统四合院里人的一生为例，从小落生在这么一个四周环合的环境里，他跟着阶前的香椿或竹林一同长大，再跟着房间梁柱或门楣上的雕漆一同斑驳，死时就停驻于大堂，顺便留一个牌位，再到祠堂墓地安歇。一代一代，循环更替，时间埋葬着一切，但又不断地诞生出看得见的希望。

孔林，这四方的奇木，犹如那些孔门弟子，千百年来一直围坐在老师的身旁

著名的孔林（礼葬孔子的地方），有多万平方米，里边树木林立，百草丛生，据郦道元《水经?泗水注》记：“孔子死后，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故多异树，鲁人世世代代无能名者。”

▲子贡手植楷

孔林里还有一棵“子贡手植楷”，传说子贡奔丧，将一棵楷树栽在孔子墓前，但后遭雷电焚毁，至今还能见着残体。这楷树也是一种传统中有“文化”的树，用它雕成的楷杖，与如意，加上蓍草，被称为孔林三大宝。

在孔府里还有几棵著名的树，大成门“先师手植桧”，原有三棵，另两棵毁于年。另，在诗礼堂院中，还有一棵唐朝的槐树和两棵宋代的银杏。

除了跟孔子有关的奇木异树，在别的地方，最多的就是柏树，陕北黄陵县的轩辕庙，有6万多古柏，一株为进门处的“皇帝手植柏”，高19米多，下围有10多米，这当然是传说中的故事了；另一株是正殿西阶下的“挂甲柏”，传为当年汉武帝在其上挂过战甲，以至于留下斑斑烙印。

▲皇帝手植柏

汉光武帝刘秀之原陵在河南孟津的黄河南岸。这个生前崇尚节俭的著名帝王，依山为陵，不起坟堆，也不要金银陪葬，仅有陵园内棵柏树相伴（据说是隋唐时种植的），此外，殿前甬道两侧还有28棵柏树，排列整齐，象征着辅佐刘秀打天下的云台28将，称为28宿柏。

▲冯异，汉光武云台二十八将之一，被称作“大树将军”

巧的是这云台28将里有一位叫冯异(?—34年)的，绰号正叫作“大树将军”，冯异素好读书，精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为人谦退不伐，道遇诸将，往往驱车让路。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令整齐。每到一处，安营完毕，将领们总是坐在一起，论功希赏。冯异则常常独自避坐大树之下，不与其事，军中因号“大树将军”。

▲翠云廊“皇柏大道”，这些“张飞柏”似乎还记得昔日战马的蹄声

四川还有一处三国时留下的翠云廊“皇柏大道”，相传蜀汉大将张飞行军至此，因山路崎岖难以辨认，乃令士卒于蜀道两侧“植柏表道”，留下“张飞柏”的传说。该古柏树群现存古柏余株，北起广元龙潭、昭化，经剑阁到梓潼，东南至阆中，一路古柏参天，浓荫蔽日，郁郁葱葱，亭亭如盖。

▲梨园，一个热爱音乐的皇帝，把这个词汇与戏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唐明皇曾选乐工三百人，宫女数百人，教授乐曲于梨园，亲自订正声误，名“皇帝梨园子弟”。梨园就这样成了戏班与剧场的代名词。唐明皇因之被奉为戏班子里的祖师爷。

梨园以及各路民间戏曲，都跟木头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

▲羌姆面具，人们带着威严的面具起舞，仿佛沟通了天上的神灵

作为中国“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福建泉州市的南音、梨园戏、木偶戏被亚太文化中心列入传统民间表演艺术数据库，同时入选的中国表演艺术还有藏戏、绛州古乐、昆剧、傩戏等，这几种戏剧里几乎都使用到面具。

重点说说木偶，它是由演员幕后操纵丝线悬提的木偶表演，动作灵活真实，极具艺术魅力。相传中国木偶戏始于汉代，发展于唐、宋，盛行于元、明、清。古时称“傀儡戏”。作为一种民间特有的戏剧形式，很多人对着台上帷幕上方的木偶看得如醉如痴，在灵巧的提线人的手中，木偶远远超出一般人的身手，像那些张大的嘴唇的夸张，杂技般的弯腰拱背，倒地后的瞬间起立，令人眼花缭乱的拳来脚往，武艺高强的骑马术，等等，都在忠实地回应着现实生活中人的幻想，都使那些小小的被雕刻的木头具有了神性般的拟态。

▲木偶，又叫傀儡，当他动起来时，你会相信这木头小人身上有着古代英雄的魂

▲民间习俗烧高香

烧香是中国民俗中的一件大事，对祖宗要烧香，对天地神佛各路神仙要烧，对动物要烧，对山川树木石头也要烧。作为一种仪式要烧，作为一种生活情调也要烧，即所谓对月焚香，对花焚香，对美人焚香。

烧香作为一种仪式，在中国的发展大体有三个时期：汉武帝之前，烧香只是由祭司用来祭祀；从汉武帝到三国时，烧香的实用化，如置椒房储宠妃、郎官奏事口衔舌香等，使香进入生活日用，也就在这一时期，产自西域的“香料”传了进来，更加强了人们烧香的习惯；最后一个时期，三教融合，从重要的或庄重的场合，直至家庭生活，烧香开始普遍。

▲素手轻抚，奏一曲弦歌，是木的灵秀，也是人的灵秀

木头之有灵性，最可在西方的乐器皇后小提琴身上见证，前边已有记叙，凑巧的是，在为有“魔鬼”之称的小提琴家帕格尼尼所作的肖像中，最著名的一件就是同名的木刻，他那飞扬跳脱的手指完全就是从小提琴的把手边生出来的。这世上恐怕不会再有比小提琴更有灵性的乐器—主要的原因，我以为是在人类生活跟自然的对称当中，只有一次几率可以把木头变成这样的神物。

每个民族都有为数不少的民族乐器，随便查找一番，很少有一个乐器少于十种的少数民族。中国的木头乐器从数量上来说更多，二胡、古筝、琵琶、洞箫、古琴、阮、三弦等都是。

▲古琴，一块木头承载着知音的期盼，它是高雅的极至

▲木鱼，又一块会唱歌的木头，它又神圣，又平凡

乐器好像不单纯是用来演奏音乐，中国人跟自然融合为一的日常趣味，似乎就有赋予一切皆可入音的努力，又好像是木头本身会歌唱，而且还不仅仅只是会唱歌。比如，一种叫木鱼的东西，它既可挂在房屋斜面人字架下，表示连年有鱼，也是和尚用来念经的圣物，还被借用为用广州方言演唱的说唱形式，因为，作为一段刳空了的硬质木头，单调的敲击声既可让和尚慢慢入定，也可作为节奏来“唱木鱼书”。只不过它的节奏太固定，所以，要配以反复循环的四句段，以及每句末字平仄的韵致限定。

▲羊皮筏子

▲野渡无人舟自横，最常见的中式木船

▲曾经威风堂堂的古战舰，而今只能作为模型供人观赏把玩了

元时，中国积累了几百年的盛名频频吸引西方各国的贡使，传教士、商人、旅行家陆续来到中国，马可?波罗一呆就是17年，并深得忽必烈的信任与重用。年，忽必烈“命备船十三艘，每艘具四桅，可张十二帆”，派马可?波罗从泉州起航，护送阔阔真公主至波斯成婚。

这大概就是古老的东方—一个满载着瓷器和丝绸的童话飘向世界的开始。

民间有一种说法，在船上进食时，千万莫把鱼翻身，因为这暗合了船舶翻身。禁忌是一开始就注定的。

▲明太祖朱元璋，是他开创了封闭的大明王朝

就是在并不太遥远的明朝初年，还实行过海禁政策，根据“太祖旧制”，“深严双桅船只私自下海之禁”，务求“片板不许下海”，与之对应的是，此时又重建了万里长城（现今所见的万里长城即为明朝所建）。由于建国不久，国力羸弱，所以统治者想当然地以遏制造船业与海上贸易来恢复元气，后，永乐至宣德年间，海禁略有松动，造船业与海外贸易开始复苏，但即使是在郑和七下西洋时，民间的海禁也并未完全取消。似乎航海只是朝廷的特权，一种上规格的、可以向世界炫耀的特权。

在这以后，有时放松，有时紧张，及至正统、嘉靖朝，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势力以“朝贡”、“回赐”方式扰略中国沿海，海上倭患并起，于是，明廷只好再度加强海禁。嘉靖三十三年，诏告直隶、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有将双桅、三桅大船下海”者，一律以私通番夷罪从重论处。这种情景甚至一直延伸到清朝初年，闭关锁国，以为天下还只是以大清朝为中心。连续几百年时间，人们眼望海域，不敢下海，没了广阔水面的激荡，类如浙江沿海一带，萧索荒凉，一派凄惨。

▲一柄越王剑，彰显着龙之子的豪情

越人自古就擅航海，素有断发文身之俗，这可能是由于作为龙之子，文身以作标识，又常于水中，长发不便，所以剪短。本是这样一个好水之族，知风向，重开拓，碰海闯滩，天地奋扬，开启后人，可现在，他们不得不埋首于专制帝国的禁海淫威，小心谨慎，两股战战，手脚冰凉。

长期闭关锁国，等到一批一批“茹毛饮血”的外国人从这个遥远的文明古国带回去“四大发明”，自己也“文明”了，制度先进了，然后，就再次来到中国，要求通商，而且根本不愿学着下跪，两个世界的误解根本没法消除，于是，军舰大炮来了，无情的钢铁的寒光将这个仍旧“木头”般生活的国度很快激灵得浑身颤栗。

自从郑和下西洋开始，就标志着这个世界的联系从此转为海上。一切的争战，或是现代意识都是从海里诞生，就像西方世界本身就诞生于洪水中的挪亚方舟。中国人也许在陆地呆得太久，好不容易有个海岸却又长久地被封锁。

▲梁启超，这位思想者的雄心依然像沧海般澎湃

可海洋毕竟是锁不住的。梁启超是这样说的：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试一观海，忽觉趋然万类之表，而行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国利也，然求利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一掷之。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气，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

谢选骏又说：海上生活常能刺激独立不羁和追求自由的精神，航海通商和跨殖民生活，也较易养成学术上的怀疑态度和批评精神，航海民族四处奔波，广采博纳的心灵，从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框架出发，步入一个较小偏见、敏于比较、重新选择的精神境界，是十分自然的，所以他们的知识也更易于系统化。

是的，即使是今天的中国，也还需要更确切地知道，海，无边无际的大海，包容一切的大海，到底能带来什么？

▲《大学》、《中庸》一直被中国文人视为最重要的典籍

中庸之道

在中国人的茶楼、扇面、屏风，乃至喝茶的杯子上，常常都可见到“难得糊涂”四个字，郑板桥那乱石铺街式的字体给中国人的精神带来了难得的自然与随意，这当然也是生活艺术之一种。美国19世纪的传教士史密斯在《中国人的特性》里写道：穷困这种东西，在中国人的手里，已经成为一种艺术。穷困的艺术有消极、积极两方面，积极的是勤，消极的是俭，而勤与俭所以成立，又依赖耐性，没有耐性的人，是勤俭不来的，而这三种特点，中国人是全部具备。并且三者彼此能通力合作，生活越艰苦，合作的关系越牢不可破。

19世纪还有一本麦华托写的《在遥远中国的外国人》，也说到了中国人的吃苦：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是他们有在世界劳动市场上竞争的特点，他们是好的农民、好机械工、好劳动力、好水手，具有成为一流机械师、制造业者所必须的一切智慧、正确的触觉、不倦的耐力，加上他们有温顺、耿直、朴实、勤奋、克己、忍耐的德行，某种程度上爱好和平，能忍受寒暑的恶劣气候。如果他们受到必要的教育和指导，加上资本和企业，他们会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工人。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南洋的经验，足以说明这一点。

这些局外人的单纯看法有他的合理性，但在谈到国民性时，更为直接和尖锐的反思就只能来自我们自己。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看到了这个东方民族的“窝里斗”，当然，即使有这样那样的不顺，中国人大都还是能和平相处，本性上极其实用的“恶”时时都能被深埋的善良基因强行压抑，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惯性作用，它诉诸于心灵，几乎已内化为中国人的行为处事规则，所以，用西方的文化体系看去，它差不多已是一种类宗教。只不过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求得一团和气的模棱两可，比如，大家都喜欢龙，到处都是龙，可未见得都喜欢真龙，而且，这龙既代表一种俗世的思想，又代表道家的一大智慧，从不肯显露全身，高高在上，一鳞一爪地显着它的权势与威力。

这种两极化的思维当然需要一个东西来中和，这个调和剂就是中庸。中庸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用世哲学，更是一种艺术。

▲围棋，本是古代将军演练战阵的游戏，却下出了全局和谐的中庸之道

由中庸而调和从众、持正守平、圆滑巧智，最好的例证就是木头做成的围棋：围棋本来里边充满了争斗与绞杀，是一种争气，占地，是抢、逼、围，是你死我活，是非黑即白，但是，在大师吴清源看来：“与其说围棋是竞争和胜负，不如说围棋的最高境界是和谐。”

无招胜有招，输赢置之度外，心中只有和谐，这才符合围棋的本意，假如是圣人所造，那他一定是希望借着这个黑白世界达成和谐。这也就是为什么段位越高的棋手，常常会在适当的时候放一个胜负手，或下一着无理棋，因为他追求的结果是求得全局和谐的中庸之道。

理性的幸福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似乎人在木头房子里住得久了，就也慢慢靠近了木头的质性，天然雍容，与世无争。但单单的无争并不能构成一种自然行为，所以，一定还有更深的用世哲学在他们的心里起作用。这就是从中庸过渡而来的忍。

忍者自安。人到无求品自高。逢人只说三分话。事不关己高高挂。谨防乐极生悲，要细水长流。同样的格言还有很多，都是中国人奉为圭臬的自然用世智慧。

光是木头房子和用具不能提供这种性情的全部回旋，所以，适度的扩大是在把人的整个生活推演到较大的园林空间时，让人还要有比较优游、宽博余裕的地方，园林因此也是中国人家居生活的一部分，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喜欢这样的生活。

园林的象征性还在于，它是人和这个社会配合的外在条件，以此提示并保护着人们的心灵，不要去和外在的环境发生冲突。人在景中，也是另一种能借助外物的力量的开始，君子不与物为逆，不冒犯任何人或事，一个较大的空间就总是属于自己的，心情的松动又进一步带来艺术感的空间，这个松动还要常常靠“养心”，凡事不要做绝，话留三分，饭也不要吃得太饱，做事不要倾力，都是这个意思。要详细体味中国人的这种集群性格，《菜根谭》是一部很好的读物，这是一本中国人在时代、社会之中，在个人居所和与人相处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哲学指南。

同类的书还有《醉古堂剑扫》，一本教中国人逢世与玩世的趣味读物，其名言“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经常为人引用并遵照实行。躲进小楼成一统，一步一个脚印地教人收缩，向内心退守。甚至就是一种极有格调的休闲生活，也不单是游目放旷，而是“随心”、“称意”，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的“养心”。还有，“少林寺、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原骚”，那就更是引领人进入古今的绝艺，使心能与天、自然、本性等等合一。

▲朱熹，宋代的理学大师。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一直被争论了近千年

中国文化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引导人的心灵？因为人都有欲望，古代的中国人还没有一套引人适应和顺从欲望的机制，它只是敏感地发现了欲望大都不好，因此要努力控制。《尚书》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说，人心里基本上都装着自然欲望，这东西总是一天天变大，所以十分危险。只有靠“道心”，也即因天理而生的仁啦义啦之类的东西来阻止，但这一类东西常常都很稀薄。所以，必须要发明道心，弘扬天理。我们当然知道这种违背人本性的“弃绝”和“堵截”相当困难，不但造成人的性格的多重变异，更会使人在私下里“堕落”更快，但中国文化一直就没放弃这种要把每个人都培养成圣人的努力，漫漫长路，到了程朱宋明理学，还在拼命地存天理灭人欲。有人说，这实在是一种道德高帽下的全民撒谎，当然，因为历史的惯性，它也加强了中国人的传统人格在自善无为、远害全身的被动回避中的修炼，只不过，这种遮掩是以牺牲全民的精神活力、鲜活的个性或是浪漫主义式的想象力为代价的。

如果一定要用两个字来概括中国文化的消极因素，一个是礼，一个为理。鲁迅所批评的瞒和骗，谎言，吃人，都是在这种机制下的自然泛滥。当然，传统中的主流道统也在各方面尽到了压制民智的作用，其结果便是，都不努力追求清晰的思想，而人又必须要不断地一代一代地活下去，终只有一点一点地逃避到追求理性的、可见的并且是可以消磨一生的幸福之中，于是，很小的东西都可以被放大为快乐，过程就已是极大的享受，劳力者也就不怎么需要科学，而要是一个人并没有机会从发黄的古书上去超脱自己，那就最好还不要智慧，因为它打乱人的心神，它常常只使人更加痛苦，它还引导人追求更多的物质追求，而道家一开始就认定物质财富只能带来人心的混乱。

许多人都在研究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不发达的原因，还产生了一个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其实，原因不外就是上述种种，因为中国人的心灵生活不适于科学方法，它的最大功能就是为了追求理性的幸福、快乐。所以，它能将火药用来制作鞭炮就已足够了，因为那烟花总是有无穷的变幻的花样和色彩，而真正的科学发育，除了方法，还需要逻辑思维或是归纳法等分析工具，更需要愚拙而刻苦的钻研，而中国人的生活中，有一点一般的感性与内省，能知人情世故，就已得着了安乐一生的法门了。

▲禅宗六祖慧能，一个扫地的小仆领悟了佛法中的大智慧

不论是道教，还是儒教或佛教，在这一点上都没有统一的认识，它们都只注重在“心”这一点上做文章，这个“心”，也是被提前规定好的，有人说“我心即悟”，又有人说“心”里把“我”忘了，才是真正的“放心”，才可能开悟。新儒家曾有过一个《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西方人应向东方文化学习之第一点，我们认为是‘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抱。中国文化以心性为一切价值之根源，故人对此新兴有一念之自觉，则人生价值、宇宙价值、皆全部呈现，圆满俱足。人之生命，即当下安顿于此一念之中，此即所谓‘无待他求，当下即是’之人生境界。”这段话的中心在“归心”，基本也就是张载讲过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立心”乃是人的最高追求。心的最高境界就这样上天入地，穿行于宇宙无际，无所不达，可这真的对普通人有什么实际用处呢？也许，就因为这些东西都太“好”了，跟人的本性、本心有碍，根本达不到，但达不到也要把这当成一个目标，虚高的道德标准下就只能是就着人性的下落。

▲木雕佛像

▲王守仁（王阳明），明代的文武奇才，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的真三不朽

▲王阳明格竹，格物致知的理学并未帮他大彻大悟，反是一夜间的顿悟让他成为了一代宗师

明朝时的哲学家王守仁早年热诚信奉程、朱，为了实行朱熹的教导，有一次，他下决心要穷一下竹子的理，于是，专心致志地“格”了七天七夜，只想着竹子，想竹子的一切，可结果什么也没有渐悟出来，人也累病了。但他从来也没真正放弃这种心灵生活，后来在被贬谪到西南的山区，有一夜他终于大悟，也就是顿悟到了《大学》的中心思想，于是，他根据这种领会重新解释了这部经典，他也因此成为“心学”的一大宗师。

▲老子，他创始的道家学说为中国文人准备了一条别样的心路

从某种意义上讲，儒道释都不算真正的宗教，只不过，他们在真正的宗教缺失后，也常常发挥出了类宗教的作用。比如，儒教的敬天悯人，使人有所敬畏，常对自己勤苦反省，对自身的有限性也有清醒认识，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可以看作是一种维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日常法则。只不过，这一切都需要放到现代公民社会的各项法则里重新“交换”，以使其在能唤醒人的主体自觉和个性尊严的基础上，更能发挥其传统积淀的功用。

东方结构

在人字形中国大屋顶之下，是屋架，相当于建筑“文法”，屋架如何布局，影响到向外的屋檐，向内当然还有内部空间韵律，人在其中的整体感受等等，这一内一外的东西彼此交接营构，形成了复杂有序的组群，并构成了东方结构上的美学。

中国式房屋的结构很好把握，一般分叠梁式、穿斗式与土木混合式。

▲叠梁式结构

▲穿斗式结构

一道大梁

大梁，也叫横梁，指架于木头圆柱之上的一根最主要的、以形成屋脊的横木，一般都选用木质较好的松木、榆木或杉木。横梁是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中骨架的主件之一。房屋承重靠的是大梁，并且，因考虑到视觉接受效果，大梁的长度与大梁所离地面的高度差别不是很大。

▲一道大梁，撑起整个房屋的上半部分

▲民间的上梁仪式

这是一般的仪式，还有更有财的人家，还要在横梁上放上各种“镇物”，一般来说，“镇物”多存放在建筑的大梁、角梁等承重木结构的核心部位，因为如果这些地方出现糟朽，肯定会影响到建筑的安全，因此在这些地方放置“镇物”，既像是“镇”一下，又像是要贿赂一下。不但民间如此，新近发现颐和园的几处建筑也出现了好些金属钱、彩色石块、金属元宝或金属如意以及一些破损彩色布条之类的东西。

一般的房屋都有大梁，当然也有无梁殿，建于宋大中祥符六年的宁波保国寺，是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不仅无梁，而且大殿面阔11.91米，进深13.53米，形成进深尺度大于面阔尺度的特殊样式，这种设计是绝无仅有的一绝。

斗拱解构

斗拱是两种木构架体系中的构件，位于柱顶、额枋和屋檐或构架间，宋朝《营造法式》中称其为铺作，清工部《工程做法》中称斗科，斗拱是民间的通行称法。一般来讲，斗指斗形木垫块，拱是弓形的短木。有些斗拱中还加入斜向的构件，如“昂”。斗的作用是在其上安放拱架，使其向外挑出，而拱端之上再安斗，这样逐层纵横交错叠加，就可以形成一层一层、上大下小的托架了。

▲雷锋塔斗拱，据传人们常说的“勾心斗角”原本指斗拱

▲汾城城隍庙山门斗拱

明代时，柱头间使用大、小额枋和随梁枋，斗拱的尺度再度缩小，间距加密，装饰性加强。

▲清朝的大部分时间内，斗拱都做为装饰构件使用。

▲门脸

建筑是立着的自然，从水平视线看去，我们一眼看到的是立柱。一般选作圆形木料的立柱，总是兢兢业业地做着自然的、向上的继续生长状。它们树立在天地之间，跟人并立在一道，就像是一家一户的某个成员。而且，它们不知疲倦地伫立着，呈示着向上奋起的动感。

木头建筑的亲和性就这样建立起了自己的一种自然生态，它通人性、懂人情，任何时候对人都没有推拒与陌生。

这是一种东方文化特有的“气”，《管子》曰：“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庄子?知北游》也说到气：“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当然，还可加上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

东方建筑就是用来聚气与养气的，除了立柱，还有墙壁、围墙、影壁等，围护环合，都是一种自然的内敛或含蓄。你也许会觉着这些辅助设施有点封闭或是保守，但是，别忘了还有时时跟心灵相通的门窗。

▲封闭保守的空间内，门窗时时沟通着心灵

▲藻井

还可把目光向屋内看去，在那里，遮盖着室内空间木构架上的东西叫天花。那也是神仙们居住最多的地方，同类的东西还有藻井文饰，为什么要叫井呢？因为木头容易着火，所以，要画点“水”上去。

一个传统的士大夫人家，一定有着许多绘画与雕刻，乃至种种的工艺品，室内色彩、厅堂、白墙、黑框、深褐色家具、案上画屏，在这些也大抵是木头的用具中，飞禽走兽、各类植物或是花卉，再加上诗文，就很自然地完美共生出一个满是中国味道的场域。

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文化是多元复合的，它的主体即华夏文化，也是二元耦合的。所谓二元，就方位来说是北方与南方，然后沿这个思路再分，北方黄河与南方长江，北方以龙为灵而南方以凤为尊，学术主流上则是北方儒家与南方道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文化，北方以晋（韩、赵、魏）为表率，南方则由楚文化独领风骚。从心理学上看，一般把人分为四类:热情的人，情绪激昂的人，冷淡的人，多愁善感的人，刚好，前二者与孔孟相洽，后二者正是南方人的庄骚趣味。

▲“干阑”式建筑

天人合一是一种最高的追求，一切的生活便都自动地向它看齐，艺术上追求中和、平易、含蓄而深沉，建筑上也是同样反映，考察楚国的“干阑”式建筑，这个特征更为鲜明，他们的房屋主体都是木材，含蓄的、深沉的天然之美，轻巧但又坚韧，它自然呈现出的亲和力，与易于加工合为一体，建筑镶嵌在自然中，人在建筑里，彼此融合成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天坛祈年殿，他的威严便是人们对天的敬畏

因为处处是曲线，好像不需要有明确的思想似的，房子好像也模糊成了一个个普遍性的魔盒。只是，在这个魔盒里，有很多东西一直在动，这个动跟曲线紧密相连着，除了向上飞动的中国建筑特有的“飞檐”，在建筑的结构上，甚至在亭、台、楼、阁、宫殿、庙宇的屋顶转角处，到处都可见到轻盈活泼的飞动。

▲长廊，一道美丽的东方弧线

▲陶渊明，他唱出了千古文人归隐田园的梦想

这里其实至今也还是个乡村的国度，这并不有意地指经济，经济毕竟不是那么复杂的东西，而是中国人道法自然的哲学、艺术观或是生活美学，他们的生活用具、趣味、品味、传统认知，都使他们跟土地有着剪不断的联系。就像是阶沿的草，房前的花或是屋后的树，或者是，被改造过的、用木头打造起来的一个又一个家。

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国的革命，基本上都是农民的革命，这农民常常主要是牧民。他们都来自土地，就像一粒种子，他们回家的路已被割断，所以，一代一代，他们只能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心复归于农村，重新种进土地里，只不过，这个梦想常常都是太奢侈了，所以，他们身不由己地四海为家，只有在天涯海角重新设置下关于故乡的回忆，有时是一件奇特的家具，有时是一株盆景，或是一个面积很大的私家园林，还有，常常，也许还有几件从老家带出来的、一直被放置在最显眼的位置上供起来的东西，这些东西除了需要新的阳光和水份，还要依靠心灵的土壤去供给养分。

林语堂说：农村的理想表现于艺术哲学及生活者，如此深植于一般中国人的意识中，应该是今天这个民族仍然健康的一大因素。是的，中国乡土生活的精髓就在于能于原始的生活习惯与文明二者之间维持一个平衡。这是这种文明的中庸精神的活泛与滋润。它超越现实，却又基于现实。

▲傣家的村寨

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不会腐化，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才会腐化，一般学者以及住居城市烦腻了的小康人家，自然而然不断发出赞美田园生活的呼声。即使是到了今日，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自颜之推（-）始，其下范仲淹（-）、朱熹（-1）、陈宏谋（-）、曾国藩（-），每人都有一套著名的家训，中心意思是：家族最高理想是勤勉、淳朴，崇尚简单。

萧伯纳说：人类文化，一半为半受教育和饱受教育者毁坏，一半为文盲毁坏。这大概真是历史的又一个规律，尤其值得我们谨记。

▲夕阳下的滕王阁，落霞与孤鹜齐飞

在中国，有着许多提到这个名词时都能一一对应的令人激动的传统，那些像天空星辰一样美丽的城市，可是，在市场经济包围下的今天，再来历数一下这些美丽的传说却成了一件耻辱：三面湖山一面城的杭州已不复存在；荆州古城早已面目全非；有着水乡、桥乡、酒乡、兰台的绍兴早已不古；遵义城换了新颜；安阳开通了大马路;徐州拆光了成片的老民居;福州的三坊七巷被彻底破坏;西安旧城全部被淹没;襄樊千年古墙一夜被毁;济南标志性建筑的老火车站也已被夷为平地;而宁波也早消失于闪着刺目的马赛克光芒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中……

一种集体记忆被戛然中止了，我们背叛自己的历史，我们离可以信赖并依靠的木头已越来越远，而从头到尾地回溯起中国人的生活历史，让人不禁怀想起汉唐盛世。

▲唐代宫殿的恢宏气势，依稀可以让人感到那个时代的辉煌

回到汉唐历史，我们几乎立刻就被一种恢宏气度所震慑，我们不是在简单地寻找一种自信，那应是一种上接九天、下揽五洋的民族精神与力量，西安长安、扬州荆州益州、安阳洛阳、黄鹤楼滕王阁……随便例举一城一地，都可挑出它可震古铄今的建筑奇观，那些不死的木头，那些瑰丽的想象，原本就驻留于我们心上的，我们毫不怀疑，即使是这些古城还维持着当年十分之一的状貌，也足令世人惊骇不已。在那些时代，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百姓乐业，建筑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人们表达或承载内心富足与圆融的最好载体，天下唯我，大地伴生，建筑正是最好的内心世界表达的载体，宏阔敞亮、飞檐斗拱，是为形神，一砖一瓦，龙虫并雕，是其内囊，大建筑、大木作、大气概、大境界、大自然……

历史是回不去的，能回去的只有一种精神，在汉代，神话与历史，交织成现实的琳琅满目的世界，散发着夺人心魄的气势与古拙。汤用彤先生总结说：汉代哲学是宇宙论，魏晋玄学是本体论。是的，从汉代开始，哲学上的代表人物及著述，如《淮南子》、纬书、刘歆、扬雄、王充、王符等，都充满了探究宇宙生成，试图以气贯通万物的执着。汉代延伸到后来，钱穆先生又总结说：“魏晋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蔽之，曰‘个人自我之觉醒’是已。”《世说新语》一则故事说：“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竹林七贤，是真名士自风流

▲庄生晓梦迷蝴蝶，他的梦境将无数人带入了深邃的哲思

老子之后，庄子继续发挥老子的思想，为使人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自然本性，庄子又提出一个真的概念。“凡数万本，方如其真”，换为张彦远评绘画，则是：“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

▲中国的茶清静和宜，就像中国人温暖祥和的心怀

还可以无限地把这种生活艺术精神往外推演，比如中国人喝茶，那肯定不是简单地止渴消暑，它本身已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它一定就已艺术化了。茶者，其字形的意思是：人在草木中。虽然最初它只作祭品，后用来炒菜、做药，但真正被自然和哲学化则要等到唐朝，自陆羽《茶经》出，喝茶的讲究就越来越多，“清风明月、纸帐楮衾、竹床石枕、名花琪树”的良友，“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等茶侣，还不能看见“恶水、敝器、粗童、恶婢”，最好的茶是又醇厚又和顺，喝过一两分钟，当其发生化学作用而刺激唾液腺，会有一种回味上升。茶之为物既能助消化，又能使人心气平和，所以，应该说，它本身也已是一种生活化的哲学—而且是为延长中国人的寿命的哲学。

茶道的“清静和宜”也正是中国人无处不在的自然观的一种具体体现，看见茶，就会想起绿色，想到故乡，想到屋檐和炊烟，以及种种温暖、绵长而隽永的回忆，而环抱这一切的，便是中国人最高追求的自然生活—不论你是从什么地方回到家中，甚至是从原始人集体从树上溜下地来那阵儿开始，这生活就没发生过什么真正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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